如果用一个词形容我们身处的当下，能够形成共识的或许会有“娱乐”、“市场”、”消费“、“互联网”，“全球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昭示着诗歌的不合时宜，那种对于真善美的执着甚至偏见，真的还能够唤醒人们的普遍共鸣吗？

而历经百年沧桑的新诗在对抗的姿态背后，似乎走向了另一种逃避和妥协，谢冕先生称之为“用似是而非的深奥掩饰浅薄和贫乏”，孙绍振更是直斥虚假的诗坛“以精神的崩溃和堕落为荣”。

谢冕，福建福州人，1932年生，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

刻意追求诗歌口语化导致的粗鄙、猥琐，世俗化和商品经济带来的欲望化表达和无节制的狂欢等，都为新诗蒙上了一层阴翳，诗歌界的泰斗级人物谢冕先生在其最新著作中，表达了对于新诗发展的失落和信心。

诗歌没有陷落

世纪初的诗人们的写作表明，诗歌没有陷落，诗歌在顽强地坚持。一系列重大的事件中，诗人没有缺席。他们的在场给了我们以信心。在更多的场合，诗人们在调整自己的姿态。

2006年6月13日沈浩波在长沙岳麓山诗歌节上反思了以往的经验:“朦胧诗以后，沉浸在反抗意识形态、语言解放、思想解放和个人写作的中国先锋诗歌不但将传统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诗歌当作陈腐之物，更将‘直面时代’视为与‘艺术’背道而驰主流货心生不屑。”

沈浩波，诗人、出版人。1976年出生于江苏泰兴，199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为世纪初席卷诗坛的“下半身诗歌运动”的重要发起者。

他说：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浩浩荡荡的时代，一个迅速摧毁一切又建立一切的时代，是一个如同开疯了的火车般的时代，是一个疯狂的肆虐着所有人内心的时代，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气喘吁吁的时代。

这么大的时代，这么强烈的时代，我们的诗人却集体噤口了，到底是不屑还是无能?时代的发展越是快，其核心就越难被我们把握，我们不能因此就远离这个时代，就畏惧这个时代。

作为这个民族的诗人，我们不能集体对这个民族正在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何必非要扭捏着去接受一个“诗歌在时代之中”的借口而不能去主动地“直面我们的时代”呢?要知道，这个时代正是由我们每一个人构成的，我们的心灵天然就能够感知这一切，为何定要放弃，定要躲进书房、躲进语言、躲进艺术呢?

事实上，人们面对生动而驳杂的诗歌现实，都有着一种复杂不安的心态。杨克主持诗歌年鉴历时十余年，每年他都亲自书写工作手记。在这些文字中既留下了他的欣悦，也留下了遗憾。

杨克，男，1957年生，广西人，著名诗人。现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编审。中国“第三代实力派诗人”，“民间写作”代表性诗人之一。

2006年的工作手记:“这是个‘量’的时代。真正的诗乃是罕见的、稀少的，如同精神，它总是看上去无所不在，而结晶体其实非历经磨难不能生成。......当下，新诗仍需保持变化的活力，因此诗人对语言态度完全可以自由、自由、自由......但写作同时也意味着每一字每一词都不肯让诗人自由。

现代诗并不怕‘形’散，让人痛感的是普遍内在的‘密度’和‘强度’不够。这确实是一种无奈的多元的诗歌现实。......年鉴所要呼唤的，那就是在一个物欲的、身体的年代，诗人心性也必须有所觉醒。”

杨克委婉的用词表达了他对失控的“自由”的担忧。诗歌对于语言的“放任”和“纵容”，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幸的是，诗是一种对语言最考究、也最苛求的艺术。

新世纪的最初十年，新诗除了上面叙述的涉及大题材的展开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出现任何的新意。也许人们不能忍受这样的刺激，但一个无须回避的事实却是:诗歌无大事，大国无大诗。

也许那些充分自信的写作者立即反驳，什么大事，什么大诗?你到底要的是什么!所有的质疑都不是无因的，不论是正方还是反方。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诗歌依然在漫无边际也漫无目的地四处漂流着:失去了主潮之后，甚至也不存在可追寻的流向;否定了权威之后，干脆就沾沾自喜地各自为政!

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代表性诗人，他们的存在影响全局。“五四”时期有郭沫若，抗战时期有艾青，大后方有穆旦和他的朋友们，解放区有李季和阮章竞，20世纪50年代有贺敬之和郭小川，20世纪80年代有北岛和舒婷，最后是海子——20世纪最后的浪漫诗人。他们引领着诗歌的潮流，他们的诗风影响了整个时代。

而此刻我们的事实是，所有的诗人都在写着自以为是的诗，而所有的读者也都在自以为是地摇头。所谓诗人的自以为是，是说诗人并不知道自己该写什么，怎么写、诗人们在挖空心思写那些“深刻”的诗，有写切西瓜的几种方式的，有写飞鸟的几种颜色的，也有写水的几种温度的......平庸、琐碎和无意义就是他们的追求。那些所谓的纯诗所体现的哲理，其实就是千篇一律的浅薄。

失去了精神向度的诗歌，剩下的只能是浅薄。同样，失去了公众关怀的诗歌剩下的只能是自私的梦呓。诚然，诗人看重的是他的独立自主的品质，他的工作是个体的劳作，但正如一位诗人所说:诗歌“有可能表达某种共同的经验和情感，从而在其他人那里唤起‘共鸣’。它甚至有可能为一个时代的经验和困惑‘命名’......一个诗人既要坚持一种写作的难度，不向任何时尚和风气妥协，坚持按照自己的艺术标准来写作，但在另一方面，又要保持一种对历史、人生和灵魂问题的关怀。只有这样，它才能具有某种‘公共性’，它才会具有它的穿透人心的力量。”

这段文字智慧地处理了个人写作与公共关怀的关系，它指向了造成当今诗歌创作颓势的要害。自从20世纪80年代打开思想解放的闸门，文学和诗歌挣脱为政治服务的羁縻、返归个人写作的自由空间已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一些新进的诗人不屑于表现社会国家的“宏大叙事”，竟以回归自我的小天地为时尚。诗歌沉溺于私语状态，久之乃成为常态。这就造成了面对巨大事件的仓皇失措和“失语”的尴尬。这样的局面由于本世纪初频发的灾变以及接连上演的诸多节庆的“宏大叙事”，引发了悲欢交汇的旋风，从而使那些偏见与积习无形中得到了纠正。

人们对诗歌的不满由来已久，而诗歌业界中人却从来不予理会。有人面对质疑反问:你到底要诗歌干些什么?回答应当是:诗歌可以而且应当按照诗人的意愿为所欲为，但诗人同样没有理由对社会的重大问题无所用心。历史上所有的伟大诗人都不会陶醉于自我抚摩而远离人间的大悲哀、大欢乐。对于诗人而言，为自己所处的时代、为自己所热爱的国家乃至为人类的命运而书写和吟咏从来都不意味着羞耻。

2008 年 5 月《诗刊》刊出抗震救灾诗传单

对21世纪诗歌的祈愿是一曲和平和友谊的梦想:

一个拥抱一个世界

你的世界是我们的拥抱

拥抱很大很小的世界

世界很远很近的拥抱

一个微笑一个世界

你的世界是我们的微笑

微笑有情有爱的世界

世界有涩有甜的微笑

（2010年上海世博会志愿者主题歌《世界》）

之所以引用这首歌曲，除了肯定它建立于世界大视野的言说，更是有感于它的节律追求接近于我们心目中的诗。现下的诗是离开诗的语言的精致和音乐性越来越远了，这不能不让人感慨焦虑。新世纪的行进不觉已是十年，我们曾经期望它将带给我们什么。然而，似乎一切照旧，甚而愈行愈远。

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为我们留下了辉煌的诗歌遗产。那些伟大的心灵，如同百花赶赴春天的约会，纷纷选择十九世纪的最后时光来到世界:艾略特是1888，阿赫玛托娃是1889，茨维塔耶娃是1892，艾吕雅是1895，叶赛宁也是1895，马雅柯夫斯基是1893，洛尔伽是1898，博尔赫斯是1899，来得晚的是聂鲁达，是1904，奥登是1907，艾青最晚，是1910，距今也整一百年了。他们都把最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二十世纪，他们是那个世纪的骄傲。

中国新诗诞生于二十世纪，它给那个世纪留下了可贵的诗歌遗产，那也是一个长长的名单。二十世纪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开端，人们总有殷切的期待，期待着如同二十世纪初期那样，从世界的各个方向，也从中国的各个方向，诗人们赶赴一个更为盛大的春天的约会。而奇迹没有发生。

在中国，诗歌如同往常那样，许多人在写，写得很多，但是很少有让人感动的、而且广为传诵的诗。也许“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真的成了世纪的绝唱。从那时到现在，我们一直等待这样动情的诗歌。然而，奇迹没有发生，而我们依然等待。

等待，这是一种焦虑，也是一个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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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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