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所指的“野蛮”和“原始”不是关于真实世界的人，而是人类学构造出来的对象，这是人类学家约翰尼斯·费边的洞见。一九八三年初版的《时间与他者——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如何建立》中，费边阐述了人类学家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并借助文本生产中的修辞性元素对人类学内在的时间观念进行了批判性辨析。《时间与他者》的出版，标志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类学的改变与重塑，这本书也成为人类学的经典教材，在其中费边回顾以西方作为出发点来讨论非西方的问题的历史、知识谱系和不同理论所采取的时间策略，强调“人类学是西方世界的一种宇宙观”。

费边在给该书中译者的信中说：“当时我主要关注和担忧的是人类学会不会错过一个彻底的自我批评的机缘？这样的批评，主要针对伦理上人类学受到的殖民与殖民主义及其遗产的影响，所以应该有些规范和限制。如果人类学无法为殖民压迫进行全方位的辩护，那就要承认这个事实，并为之忏悔；要合作，就要补偿。如果人类学能够继续作为一个知识生产的学科存在，它首要的也是主要的问题在于认识论，而非伦理。本书希望揭露人类学是怎样被一种根本性的矛盾所操控的。”在八十年代，中国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正处于与西方人类学不一样的社会脉络中，在《时间与他者》出版的同一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杨堃所著《民族学》，一九八四年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其前身是一九八〇年成立的中国民族学研究会。一九八五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梁钊韬、陈启新、杨鹤书主编的《中国民族学概论》。随后，《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于一九八六年出版，至一九八九年，童恩正著《文化人类学》也出版了。三十多年来，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在西方理论译介、研究与教育上有了长足的发展。

加里曼丹岛的达雅克人（来源：collectie.wereldculturen.nl）

费边认为，在民族志书写与阅读的互动中，民族学者将空间上的距离转化为时间上的差距，将人类学家所处的社会与其研究对象的社会，理解为“现代”与“原始”“原生态”或者“古代”，转化为地理与时间上的关系，并在透过建构“他者”来建立自我想象的过程中，隐晦地对处于同时代或者相似的历史经验中形成的差异予以否认，即“同生性抵赖”。可想而知，对异文化他者的同生性抵赖，是基于建构者自身的社会历史脉络的。西方人类学发展的社会语境，其实根植于西方宇宙观建立过程中的现代性特征和后现代批评。不过，悠久的中国历史传统与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也使我们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并深入塑造了我们对“民族”与“疆域”的两个理解维度。

那么，同生性抵赖是如何影响到民族学、人类学所建构的人群“自我”与对“他者”的想象的？在历史上，“同生性抵赖”可能基于不同层面的社会关系脉络，当我们从文本建构的角度来看待文献史料的复杂性时，文本过程中隐藏的“时间”主体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帮助我们重新理解层层堆积的历史性的“他者建构”与“作为他者的自我建构”的过程及影响。假如我们视中华文化为一个历史地理的过程，那么，中心与边缘、文化主流与文化边缘关系的发展变化，使得建构“自我—他者”的话语在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持续地更替着。如果借鉴费边对西方人类学的批评，我们就更加明白这不仅仅是人类学的问题，这也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另一个与“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和社会的观察角度的问题。这样看来，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某种优势，不需要重蹈西方人类学的覆辙来抵赖不同群体的同生性，一方面我们拥有丰富的历史文献作为研究材料，而且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社会背景与欧美人类学非常不同。也就是说，我们更需要将“时间”重新植入到我们自己的理解和解释的框架中，将史料解读与分析和民族志田野实践相结合，既有助于我们避免陷入费边指出的异时论困境，也更容易找到突破异时论的出路。长期以来，对异文化的同生性抵赖不但影响了民族学、人类学和有关人群与疆域的历史学的知识生产，也影响了社会大众“自我”认知的建立。自启蒙时代以来，西方知识界在面对非西方的社会进行自我建构过程中，将主、客体之间的“同生性”抽离、剔除，以“西方”与“西方之余”的二分法，将自我与他者分置于不一致的时空范畴之中。

中国东北地区的鄂伦春人（来源：www.ngchina.com）

就《时间与他者》对八十年代以来人类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人类学家马蒂·本泽评价说，费边一贯的追求是一种开创性的人类学知识生产的本体论，来超越人类学的异时性导向。在他看来，人类学知识不仅是对文化事实的话语性表述，也是在田野工作的条件下的知识建构，因此人类学同生性的核心功能，就是将田野观察的真实性置于田野工作的时间与语境之中来描绘。沿着《时间与他者》的方向，近年来人类学知识的呈现，就非常注重在特定情景下人类学家与报告人之间的对话性互动，民族志的互为主体性成为基本的有机组成，例如著名人类学家青安娜（Anna Tsing）所著《在钻石女王的国度》，就是沿着这一条路径探索的代表性民族志之一。该书描绘了印度尼西亚婆罗洲东南部的达雅克人的生活，并强调达雅克人的生存状态并非“原始”的遗存，而是由国家和跨国权力结构造成的。许多近期的研究尤其重视文化发展的全球性导向的问题，民族志描述需要新的、能够掌握文化真实性中复杂的同生性的概念。人类学家阿帕杜莱提出了著名的五个导向——“族群景观” “媒体景观” “技术景观”“金融景观”和“意识形态景观”，这些人类学家将世界上所有的人群都视为晚期资本主义发展影响下全球性整合中的一个部分。在这样的环境下，不仅需要重新理解权力的差别，也需要有效放弃对假设为与世隔绝的人们进行专门化考察的想法。实际上，在全球化的人类生活中并不存在“真正有距离的他者”，也不存在“原始人”，大家仅仅是以“直接的和间接的参与”方式来组合或延续而已。无论是批判性、反思性的人类学，还是当前“跨国”或“本土人类学”的理论及方法论趋向，都在《时间与他者》影响下，注重研究的知识生产过程中异时论修辞的政治现实，这也是费边对社会科学中和公众想象中有关他者的观念的非常重要的贡献。

（《时间与他者——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如何建立》，约翰尼斯·费边著，马健雄、林珠云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