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和2014年，著名文艺片导演霍建起和许鞍华相继执导电影《萧红》与《黄金时代》，都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尤其是后者，以民国时代为大背景，以传奇女作家萧红特立独行的人生及爱情经历为引子，塑造了一群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形象，还原了一个充满自由理想、海阔天空的时代。影片中，一袭旗袍的萧红在肺结核病痛的折磨与内心的苦闷之下，用香烟头烫自己手臂的细节，很能令观者动容。

萧红，原名张廼莹，1911年6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县（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32年，她结识萧军。1933年，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东渡日本，创作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1942年1月22日，因患肺结核病逝于香港，年仅三十一岁。

萧红的文学创作历程不足十年，都是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在漂泊和流浪的青春岁月中进行的，她克服心灵和情感的伤痛、贫饥和疾病的困扰，创作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为文坛留下了《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和《马伯乐》等一系列名篇。现在，我们将走入她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这部小说从1940年9月1日开始在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连载，12月20日完稿，12月27日连载完毕。文本中的“呼兰河”，不是《呼兰府志》记载的那条流动的呼兰河，而是一座在松花江和呼兰河北岸有固定地理位置的小城。

除去简短的“尾声”之外，《呼兰河传》共分为七章。其在内容结构上的特点是，第一章概述小城居民“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例如抬起陷坑的马，扎彩铺糊一座阴宅，买卖麻花、凉粉和豆腐，家家户户观看晚霞“火烧云”。第二章则注目居民精神上的“盛举”，具体说是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唱野台子戏和赶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

第三、四章是“我”童年的回忆，展现“我”在呼兰河城度过的童年时光。作家年幼时缺失父爱和母爱，只有祖父和后花园的陪伴，她说：“祖父，后园，我，这三样东西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顺带说一句，童年的后花园不仅是她的乐园，是她后来创作的源泉，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意象。

“我”家的院里有一群住家：养猪的、漏粉的、拉磨的、赶车的。第五章承接第四章对租住在西南角小偏房里、以赶车为职业的老胡家的介绍而来，写老胡家小团圆媳妇的悲惨命运。第六章写的灰色人物有二伯，是《呼兰河传》“最像小说”的一章。第七章则勾画磨房里住着的磨倌冯歪嘴子一家。在《尾声》部分，作家加以总结：“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在中国文学史上，萧红的作品将北方乡村荒凉旷野下人们的生存状况、风俗文化，第一次如此逼真、如此原生态地带入文坛，使文坛既陌生又无限新奇。其中的《呼兰河传》典型地记录、烘染着萧红的一段“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尽管如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所说，呼兰县“有如鲁迅小说中的绍兴那样萧条落后，而那儿的人民比起绍兴村庄的居民来，更为懦弱、残忍与愚蠢”，但恰如俗语说的，“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在作家冷静客观的叙述笔调背后，掩饰不住的是殷殷家乡情结。

值得注意的是，萧红抒情的方式并非大落墨一般集中书写、恣肆展开，其叙述也并未以特定人事作为主干。这就使整部小说的题材选择乃至组织结构问题引起了一些非议。1946年8月茅盾在上海为这部小说作序时指出：

“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当然，萧红类似的写法并不始于此作。早在1935年，胡风为《生死场》（1934年）作跋就已批评这部小说，“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显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而公允地说，在《呼兰河传》里，这样的毛病确然存在。第五章作者笔下，从为小团圆媳妇治病的云游道人抽一帖需要十吊钱，联想到媳妇的婆婆养鸡的经验，不能不说，这里情节的铺展就显得有些跳跃性了。

但是，事有两面，在对北方居民的生活经历与生存状态作散点透视的过程中，作品的写实程度也因此得以提高，甚至还传达出类似民俗史料的意味来。第七章写到“有的看了冯歪嘴子的炕上有一段绳头，于是就传说着冯歪嘴子要上吊”，作者接下来铺叙了当地居民对于跳井投河或者上吊之事热衷于看热闹的情态，从而概括出乡里谣言、小道消息的产生、传播特点，以及“看客”式的国民心理与习性。

又如第二章描写看野台子戏之人中，部分家世饶财者在男女两家的公子、小姐都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定下亲事，是所谓“指腹为亲”。其实这一婚俗，早在明清白话小说中就得到大量呈现。下文描绘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没有子嗣的妇女会偷着抱走一个娘娘旁边的泥娃娃，以求得子。这样的情况，又见于清康熙年间成书的小说《十二笑》第五笑《溺爱子新丧邀串戏》之中。职是之故，萧红看似散漫缺乏聚焦的叙述，起到了展现庶民社会、乡土中国全景的作用。

再来看这部小说反映的作家语言方面的特色，看似语言平浅，但浅貌之中蕴含深衷。第一章结尾这样写道：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的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

“至于那还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作者没有突出现实生活“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般的形势峻急，而是不动声色地写出人们生存的韧劲。古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呼兰河的居民们就是在亘古如斯的土地上这般活过来、活下去。

第三章采用幼童的视角，故而对祖母病重期间人事的感受，没有悲凉伤痛，反倒是家里来了不少亲戚而热闹起来，让小孩子的心湖产生涟漪。作者此处的描摹真实可信，并且从属于全篇节制冷静的叙述语调。相较起来，萧红在其散文佳作《祖父死了的时候》里面，则是直抒胸臆、酣畅写情的。她说：“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间一切‘爱’和‘温暖’带得空空虚虚。我的心被丝线扎住或铁丝绞住了”。不止于此，萧红还刻意写出“祖父装进棺材去的那天早晨，正是后园里玫瑰花开放满树的时候”。这正符合清代诗论家王夫之所言“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的美学观点，因而具备强烈的戏剧性效果。

而在《呼兰河传》中，多的是类似下文的对院中住家的云淡风轻的评论：

“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

“逆来的，顺受了。

“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

即便是对于作者立意要从正面讴歌的人物，小说的笔调也是内敛收束而波澜不惊的。妻子产后去世，可是冯歪嘴子自己，并不像旁观者眼中的那样的绝望，好像他活着还很有把握的样子似的。他并没有感到绝望已经洞穿了他，因为他看见了他的两个孩子，反而镇定下来。

他觉得在这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要长得牢牢的。他不管自己有这份能力没有，他看看别人也都是这样做的，他觉得他也应该这样做。

于是他照常地活在世界上，他照常地负着他那份责任。

萧红的小说语言由此称得上苏轼《与苏辙书》对陶渊明诗艺的概括，即“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值得一提的，还有整部小说穿插介绍了不少民歌童谣、跳大神的词调鼓声等等，这又使得作品的抒情氛围浓郁起来，与正文的冷静叙述形成了有意味的反差对照。

作为民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女性作家，萧红曾得到一代文豪鲁迅生活上的大力帮助与精神上的滋养鼓舞。鲁迅曾亲自为萧红的《生死场》把关、对其进行修改，并写了序，称赞其所描写的“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而以《呼兰河传》为代表的萧红对于乡土风物和童年记忆的展现，也确乎是鲁迅的同调。

当代学者林贤治说过：“萧红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继鲁迅之后的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她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为中国大地立传，其深厚的悲剧内容，以及富于天才创造的自由的诗性风格，我以为是唯一的。”（《漂泊者萧红》）。回顾《呼兰河传》一书的内容结构、题材组织与语言特色，此论确为的评。

（朱锐泉，男，江苏泰州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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