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三联生活周刊）

学生踢倒一个凳子，究竟是多大的错误？当我进入这次采访后，这一疑问是我反复追问我所碰到的老师的问题。所有的教师都认为踢倒凳子，的确是一个错误，因为它损坏了公物，但究竟有多大，没有定论。宜昌市五中的校长龚永任说，踢倒凳子，最坏的结果是踢坏了，就是这样的结果，学校一般也只是请来家长修好凳子而已。龚校长的结论，证实了学生踢倒一个凳子，在老师心中的真实错误程度，与一般人所认定的错误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出入。踢倒凳子，并没有踢坏凳子，而且还及时地改正了错误…一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请家长，按照一位家长的说法，这是老师有意地放大这一事情的错误程度。

十之八九的学生觉着最恐怖的事情之一就是请家长，请家长是一种标志，一种犯了重大错误的标志。

把踢倒一个凳子的错误，上升到要请家长来解决的骇人高度，带给学生的至少是委屈。还是引用我前面采访的那位家长的说法，老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权力欲使然—用恐吓证实权力建立权威。

老师的权力欲以及过度地使用权力，是一个我们很少注意的事实。

为采访此事，我在宜昌市去了许多学校。有所学校我去时，他们初二年级开家长会，规定下午4点钟开始，3点半过后家长陆陆续续到来。一个年级600多位家长开会，我观察仅一位家长迟到。

我问这所学校的一位老师，学校把家长会时间定在于自己有利的上班时间，是否太不把家长的工作重要性放在眼里了呢？几百名家长为着几位老师的方便，而耽搁近半天的工作时间，是否有些过分？

这位老师的回答颇有自豪感，市里的领导工作重要不重要，但要开家长会，他们还不是要放下所有的工作，乖乖来开会。有什么工作比孩子更重要呢？

是啊，你的孩子被掐在别人手里，还有什么重要事情可言。所以，我们很少听说上班时间开的家长会，会有家长缺席的。我们已完全习惯了这一切，这一事实背后所包含不合理的权力炫耀被忽视了。

宜昌市五中学生周付宇跳楼身亡后，我接到几个老师的电话说，老师凭什么要被指责？教育学生请家长，甚至还有别的一些做法，都是为了学生好。如果指责与批评，那老师以后还敢怎么做？

这些说法，老实说让我生气，一位年仅14岁的孩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难道做老师的还能如此无动于衷，不作基本反省？这种最初的基本判断让我决定进入这次采访。采访过程中，我更真切地触摸到了老师这种职业所衍生出的并不合理的权力心理与权力事实。

习惯肯定了这种权力，比如上班时间开家长会。

制度也保护了这种权力，我采访时，因逢五一节前，各中学都要大扫除，所有老师的办公室的清洁都被不同年级不同班级的学生包下，在美好的说法下，学生们做着其实是老师“私人”的事情。在老师的指使下，学生们比平时更卖力地表现自己的勤劳。而办公室的清洁在学校的评比中没有得到高分，老师还可以迁怒于学生，告诉学生的班主任，那几个学生劳动不够积极……

在这种情形下，老师权力的过度使用，成为一桩并不特别困难的事情。像宜昌市五中那位叫周学林的老师的所作所为，带给正在形成自己人生观的孩子们什么呢？我看唯有仇恨，而这太可怕了。

和老师们讨论他们的权力是否存在无意识的广泛的过度使用时，无数的老师向我出具了他们认为达到高尚的教育目的而不得不如此的种种理由。他们在说服我的同时，也为自己行为找到理由。这些理由就是他们更同情宜昌市五中老师周学林的所作所为最重要的根据。

我记得马丁·路德·金曾说过：高尚的目的与动机，必须配以高尚的行为，否则都值得怀疑。这显然是一个判断的好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