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牧）

中国足球老打败仗，有人认为一大根源是没文化。有人反驳，说马拉多纳有什么文化？不但没文化，简直就是文盲。

说得对，但又不对。这要看“文化”指什么。

比如“竞技文化”就是狭义的。如果说足球踢不好是’‘没文化”，而这里的文化是指“竞技文化”，就大致不错。

值得注意的是，运动员有无“文化”的话题，也常常在与运动员成绩无关的情形下被人提起。比如网球明星塞莱斯十七八岁时曾对记者感慨，自己连情书都不会写，并说想去读书。80年代中期，中国也有报道揭了一些名运动员的老底—写情书还要找人代笔。

这些运动员“没文化”的报道其实别有用意，往往是指竞技运动的负面作用。其实人们很清楚，通常人们评价运动员的着眼点是看他的竞技能力，而不是写情书。“竞技文化”既然是用高超的竞技表演娱乐观众的“文化”，最大限度掌握了“竞技文化”的原理，并能用肌肉把它展示出来的运动员，就“最有文化”，最能代表这个“文化”。相反，就可以说“没文化”。这里的文化就像是否识文断字会写情书一样，都是狭义的。

从狭义的角度看，《水浒》中的高俅也是有“文化”的。这指他作为艺人在汴京的街头靠踢球的技艺吃饭还是正当够格的。然而作为太尉，他却是没文化的，而且品行坏极。

塞莱斯不会写情书，可以说是“竞技文化”圈的普遍的缺陷，以社会学的眼光看，它是社会分工造成的。过度的社会分工必然会造成大量“片面的人，，（与德智体全面发展相对），如果它应该批判，那首先该批判的就是整个竞技文化，因为它把运动员从七八岁时就绑上了竞技战车。

其实，在今日竞技文化圈中，那些名利双收的超级明星大都活得有滋味，很有成就感。难得有人像塞莱斯那样感慨。虽然不会表达正常的情感需要是很可悲的事，但那也只有在运动员自己感到可悲时才有意义，因为这影响了他的生存质量。事实上，球迷通常是不会在乎那些超级明星有文化或是文盲的。而且他们还因为明星的高水平表演满足了他们的需要而能够宽容他们很多很没“文化”的行为。

当然，泛论“文化”并无用处，比如确有人把球员踢不好球归因于缺乏一般的文化知识就明显不当，这还可能为责任更大的教育者和管理者提供推卸责任的借口—这些运动员没文化，教练的意图无法贯彻等等。

假设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知识对球员也是重要的，它对教练或管理者理应更重要。但奇怪的是，在许多“没文化”的批评中，恰恰是针对球员的最多，教练则次之，而对管理层的几乎不见。

令人不齿的是，每逢中国足球大败，总有人喜欢把责任推到球员身上。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典型的没文化。我们不能想象，学校里一批批学生在大考时丢盔卸甲，教师和学校敢于指责这些学生都是朽木不可雕的材料。但比之更荒唐的是，不久前还出现了“换了谁都一样”的理论。这个逻辑如果成立，那么就不只是对教练的任命可以一意孤行，甚至管理机构官员的任命也是如此，只要不想让某人下，搬出“换了谁都一样”即可。而这话越琢磨越像是“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翻版，简直是对“竞技文化”的公然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