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16个故事

一

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远远看见老妈时，她正眯着眼在手机上找我的电话号码。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后，老妈的失眠症复发，一直没合眼，见到我后兴奋地说起在飞机上的经历：

“美国人喝的水怎么都是冰的？我想要热水，想了好半天，突然想起‘水’是water。‘热’是啥来着？我就使劲比划啊，最后还是要着了！”

汽车驶过机场高速路，路边的棕榈树迎风摇摆，两侧稀疏的白色小楼从山头铺到山脚，天边起飞降落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加州的夏天阳光炽烈，晃得人睁不开眼。

两年前，就在这条路上，我坐在一位基督徒的小红车里，只身来到加利福尼亚，两眼放光。那年，我23岁，响在耳边的不是老鹰乐队那首《加州旅馆》，而是因为太久没睡觉止不住的耳鸣。

“对啊，我就拿着你给我准备的材料，过海关的时候一直笑，人家就让我过了。”

老妈话没说完，就倒在床上睡着了。毕竟快六十岁的人了，为了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她一个人远渡重洋，第一次走出国门。这事搁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两个月前，我正忙着毕业论文答辩。老妈在电话那头说，一定会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说完，真的就跑到照相馆拍了签证照片，准备材料，坐火车到沈阳办签证。至于她这么坚持的原因，我百思不得其解。

老妈刚出生遇上大饥荒，吃着马粮和树皮勉强活了下来。上小学时赶上文革，没读几天书，每天在“斗”，看着那些大人们斗，自己唱歌跳舞，歌颂领袖。比我现在还年轻一点的时候，她又“上山下乡”，被派到绥化的一个知青点干农活。

后来，高考制度恢复，老妈没日没夜地复习了两个月，考回到了城里，读了师专，做了老师。结婚后，35岁才生了我。

老妈大半辈子难以掌握生活的主动权：挨饿、批斗、下乡、考学、结婚、生子，世事多变，没一件事能随她的愿。去美国看女儿，是她第一次一个人主导的宏图伟业。这件事能为她正名。

我老家的生活水平在东北只能算普通，存款说多不多，说少也算够吃够喝。老妈多年的心愿就是能住上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中考当天，老妈被考点附近的房地产广告吸引，我前脚进了语文考试的考场，她后脚就拍下了一套房。等漫长的考试过去，我考上了省里最好的高中，她一直都在念叨那间“属于自己的房”，每隔几天，就到工地去看房子盖得怎么样了。可惜天不如人愿，开发商和建筑商的交易迟迟谈不拢，两年下来，房子倒是盖得差不多了，可还没来得及安装窗户，建筑商就跑了。

之后的周末，老妈终于闲了下来。再之后，我高考、到南方读大学、出国。八年间，她每天能做的，就是不娴熟地敲着键盘，查查她那间房的消息。当初的房客，四处奔走、打官司、被驳回、继续打官司、继续被驳回。原本把它当做婚房的新婚小夫妻离婚的离婚、再婚的再婚，儿女为了孝敬父母买的房，房子没等来，父母的年岁熬不住了，阴阳相隔。那栋楼里演尽了悲欢离合。

当老妈终于拿到那间房的钥匙时，已经从五十知天命到了六十耳顺。当初的兴奋劲儿早就过了，她摆弄着钥匙，嘴里絮叨着：“你都要去美国了，可惜有点儿迟了啊。”

老妈期盼新房的那些年，全家人就挤在九十年代买的小屋里。下雨或下雪的晚上，会听见滴答滴答声，那是雨水透过脆弱的墙体，渗入到地板上的声音。起初滴落在书页上，窸窸窣窣，像老鼠偷食，后来，那些书被我搬走，就只剩下滴答滴答，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脆。

头顶天花板被水浸湿了一大片，我和老妈并排躺在床上。我突然发现那片水迹像一只飞翔的天使，也像一个酣睡中的婴孩，老妈听后不住地笑。第二天，我们借来钥匙，从院子里搬来残缺的砖头，爬上去修缮屋顶。

二

19岁那年，我到南方读大学。老家的房子还是没经得住冬天的风雪，在开春的当天濒临崩溃。老妈那屋是重灾区，床上放满了接水的脸盆。

大学毕业前夕，我收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看着天花板上的水迹，总觉得对我而言，现实和理想之间，差的就是钱。我想放弃学费高昂的斯坦福，去公立学校，爸妈坚决不同意，说你能有这个本事，我们就能给你这个条件。

那时，我给一个电影公司写了一年半的剧本已经接近尾声，原本期待着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赚些钱，减轻家里负担，可因为资金问题，制片方没拍成，合同没签，钱也没了着落，我开的银行账户依旧空空如也。

我就这样揣着家里几乎全部的存款和贷款，来到了美国加州。

在花园一般的斯坦福校园，我的双脚总感觉不踏实。一边是家里的殷殷期望，一边是自己的迷茫无助；一边读着艰涩难懂的理论书，写着用词玄乎的论文，和人家讨论文学讨论中国，一边想起老家漏水的房子，老妈正站在街上，为一盒图钉和小贩砍价。我仿佛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平行时空生活，而三个月的学费，足以压倒一切。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在谈论理想，都为了某个学术问题而亢奋，完全嗅不到任何现实的气息，尤其在富裕的硅谷，开在路上的敞篷跑车、在名牌商店挎着购物袋穿行的姑娘、路边咖啡店里一杯精致昂贵的咖啡，这些仿佛已经是生活的常态。连卖菜的集市都可以配上一只乐队，吉他手弹上几支乡村音乐，活泼欢快，难免不让人坠落到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幻想中。

在人人都惯于优秀和富足的氛围里，我渐渐迷失，几乎患上抑郁症，经常在噩梦中惊醒，无缘无故难过得想哭。

好在两年之后，我如期毕业。家里终于松了口气——再也不用花钱了。

图 | 我与妈妈在斯坦福

三

老妈的鼾声打断了我的思绪。她只有很累的时候才会打鼾。加州的中午，是国内的凌晨，时差催眠了她。

我跑到厨房，操刀弄料，做好了午饭。平时上课的时候，很难有时间做顿像样的饭，只能跑到食堂吃菜叶、三明治和生牛排。学校附近没有便宜的菜点，只有等到周末搭校车拎回一周的菜。

老妈来的前一天，没有校车，我跑到学校附近的集市买了些菜。美国农贸市场里的蔬菜水果都是附近农民从自家的菜园果园采摘来的，和中国的农贸市场不一样，价格相当昂贵。

吃着这些不知道名字的菜，她笑得合不拢嘴。

她怕把自己搞丢，特意让我写了个字条，上面是我公寓的地址和电话，还特地学了句英语Where is the restroom？当晚，她就用小本子抄下了几句英语：I am Chinese,I don’t speak English, Sorry。然后反复练习。

在美国，尤其在广袤且公共交通非常不便利的加州，没有车是寸步难行的。老妈来看我之前，我跟着一个自称是刘备刘玄德后代的中国教练学车，通过了驾考。本打算租车带老妈环游北美，但她誓死不从，担心得要命，我只能作罢。

没有车，老妈的活动范围从以前哈尔滨城东到城西的距离，缩短到我公寓楼下的院子。她又偏偏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定得四处走走。每天晚饭后，我们就从公寓沿着我每天上学的路，从商学院走到历史系，最后走到物理系，再从两侧都是棕榈树的、图书馆前的大道走回家。

那条路是老妈的最爱。傍晚时分，红彤彤的晚霞从天边一直烧到头顶，深翠的棕榈树叶子在晚风中轻轻摇摆，两侧西班牙风格的黄色教学楼在时光中静卧。天色渐晚，夜色笼罩了整个校园，昏暗的路灯把远处的草坪变成一片寂静的海。成群的飞鸟从天际划过，不时召唤着同伴。我和老妈从教堂前走过，留下一连串的笑声。

随着老妈对周围环境的熟悉，我逐渐开放了禁行，允许她独自到校园里闲逛。一天，她兴冲冲地回来，说自己在教学楼前做气功打太极，被一群外国姑娘围观，勉强说了几句刚会的英语，却聊了很久。还有一次，一个美国大叔过来修灯，我恰巧睡着，老妈和他相谈甚欢，醒来后我问都聊了啥，她说：“他问我你是不是我女儿，我说是啊，还问是不是来参加毕业典礼的，我说对对对，他还问……”

“你能听懂这么多啊？”

“猜呗，八九不离十。”

我偶尔带她到学校附近的镇子上转，她几乎给每一间民宅都拍了照。那些二层的别墅小楼，每一间都有自己的风格，有的偏欧式，有的偏东方，有的门前挂着花篮，有的院子栽满了果树，黄澄澄的柠檬从树枝上垂下来。我们从路边捡了几颗熟透的李子，边走边吃。

“这简直是共产主义社会。”她感叹道。我瞥了她一眼，她正像个孩子一样蹲在地上摆弄一盆多肉植物。

走到一扇做工精美的窗子面前，老妈又想起了她的房子，嗫嚅着：“可惜还是来得晚了些。你都走了。”

我赶忙岔开话题，让她看路边一条精瘦的大狗。

四

刚到美国时，老妈原本就不太好的身体更加感到不适。先是咳嗽，我带她到药店买了药，药水里含了些酒精，最后咳嗽没治好，失眠症倒是好了许多。因为没有医疗保险，加上对美国医院的治疗方法不敢恭维，除了给她试不同的药，我只能将就下去。咳嗽好不容易好了，老妈又开始拉肚子。美国的食物对她的胃而言还是太硬太冷了，于是只能在家做饭。

千难万险，终于等到了我的毕业典礼。

前一天晚上，老妈陪我到学校书店领了硕士服。一件黑色的长袍，三角形的袖口从手腕一直连到后襟。我换上它，戴好四角的学位帽，绣着2015字样的流苏垂在肩上，站在公寓的镜子前，镜子里是老妈兴奋的眼神和有些憔悴的面容。

典礼当天清晨，老妈穿上精心准备的衬衫和笔直的杏色裤子，化了大半天的妆，像一个待嫁的姑娘。我们和几个一同毕业的好友，还有他们的爸妈，一路走到体育场。

在体育场后面的丛林沙地里，聚集了一大批身穿黑色长袍、来自世界各地的毕业生，按照各个学院，在各自的院旗后面分站，院旗上绣着学院的标志，盾牌一样的图腾。

走进体育场踩上绿茵的刹那，我被周围欢腾的景象震惊。远道而来的亲友团坐满了整个体育场，欢呼雀跃，呼喊着自己孩子的名字。

我的视线从一大片人群中掠过，飞快地找寻老妈。就在整个会场即将肃静、毕业生即将落座的那刻，我看见最后一排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奋力挥着双手。没错，那就是我的老妈！

整个毕业典礼，老妈都在狂喜中度过。她听不懂英语，但在那些繁琐的流程面前，她显然心知肚明，她明白哪一段是在唱圣歌、哪一段是在向主祈祷、哪一段是校长讲话。只有在毕业生们起立，朝着身后人群鼓掌的时候，她懵了。我告诉她，那是校长让我们感谢支持我们的家人和朋友。

系里的毕业典礼上，我把老妈介绍给了我的导师、我的系主任、我的同学。她那么健谈，特别想多说几句，只是刚要开口，才想起对方听不懂中文，只能微笑点头。

上台领毕业证书时，我一眼看见瘦弱的她在一群人中间，端着手机，眯着眼，给我拍照。我当时特别肯定，老妈那老花眼根本看不清自己拍下了什么，拍出来的照片也一定是模糊的。

但我为她在台上多停留了十秒，等她按下快门。

作者张畅，现为出版公司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