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福瑞著回忆性散文集《俯仰流年》

一

第一次见邓红梅，是二〇〇四年。河北师范大学在承德召开古代文学学科建设会，全国各地来了许多著名专家，邓红梅也参加了。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要申报博士点，红梅作为学科带头人，出来参加这个会，自然也有看看学科建设发展趋势，顺便与专家熟络熟络的用意。

对红梅，我未见其人，已读其文，也可以说知道一点其人。十五岁考入大学，钱仲联、杨海明先生的女弟子，研究女性词人，写李清照评传，考据之功力，出人意表，印象就比男性学者深刻。这自然也是偏见，以为面若桃花的女学者，青灯下，黄卷中，钻到故纸堆里，爬梳来去，染黄脸皮，耗去丽质，不是她们应该干的活。再者，女人更感性，考证生平，连缀事迹，作年诗文，也非她们所擅长的工作。但红梅做了，而且中规中矩，结论凿凿，令人信服，也使我辈男性学者佩服。

考据功夫固然好，与女词人的心灵对话，更显出红梅的情思细腻，文章灵性，非一般学者所能及，在女学者中亦少见。几个朋友议论起当今研究古代文学的女学者，都推红梅是青年才女。所以，山东师范大学报文学博士点，以红梅为带头人，我并不感到意外。

说不意外，还是意外。初见红梅，她的年轻，她的漂亮，还是狠狠地冲击了我一下。她比实际年龄要小十几岁，不像年近四十的女子。江南女子的灵秀，从她水灵灵的大眼睛，从她款款的舌尖音中，清泠泠地透出。无论如何，你不能把她与老气横秋的考据文字联系到一起，我想起了山东师大打美女牌的坊间传说。但也仅仅是瞬间闪过的念头，因为我马上感受到了红梅浸染书中经年的书卷气，如果把女性的美丽分为类型的话，红梅无疑归之雅丽的气质。

红梅在会上很活跃，但我和她交谈并不多。一次晚宴，她与我同席。红梅说她不会喝酒，还是啜了几口。更多的是斟酒、劝酒。初次见面，又是年轻漂亮的女学者，我不免矜持。红梅不擅喝酒，却会劝酒，给席间的学者排行，称我三哥。大家都知道她的用心，无非叫我们放下架子，多喝几杯。红梅有南方女子的灵气，亦有南方女子的缜密。虽是劝酒，却有她的心思。细细想来，她的劝酒辞中，掺杂的多是学科的事。作为学科带头人，她要争取京城学者的支持。

二

二见红梅，在沈阳。我被邀请参加辽宁大学主办的古代文学学科建设会，报到后，即去了辽宁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为培养后备干部，选派业务骨干到省馆挂职，我去辽宁馆，既是交流业务，也是要了解一下高红的情况。王荣国馆长热情接待，晚饭自然不会放我回到会上，待到回宾馆，已经九点多了。一些朋友陆续来访，红梅也来了。湿湿的头发，一丝丝垂在肩上，显然是刚洗过头，脸亦浅浅地粉红着。若不是她略带忧郁的眼神，此时的红梅，是我见到几面中最美的。

但她显然有心事，而且心事重重，话欲说还休。我心下揣度，一个年轻女子，担起一级学科建设重任，一定压力很大，困难颇多吧。就说：“红梅既然称我们是兄弟了，学科上有什么事，我们能帮的，不会推辞。”红梅沉了沉，似乎下了决心的样子，说：“我想辞去学科带头人，教教学，带带研究生，搞搞研究，也挺好的。”刚刚下来博士点，正是东风送我上青云之时，怎么就打了退堂鼓？我的眼神里透出疑问。红梅唉了一声，是无奈的长叹：“人心怎么就那么险恶呢？真叫小女子开了眼。”

我知道红梅遇到了麻烦。作为小女子，红梅们本该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像花一样开着，美丽了自己，也美丽了这个世界，使冰冷的世间变得柔软、温馨。作为小女子，红梅们即使做学问，也适合感性的、审美的，绵绵的情思，款款地述说，让言辞变得婀娜多姿、万种风情。可叫红梅们去到名利场上，又当如何呢？

我也是名利场上的臭男人，虽不老到，却也颇晓得其间的厉害。试想，红梅遇上两种人纠缠，必无好结果。小女子一怕遇上老男人，那是阎王锅里炸出来的老油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欺上瞒下，瞒天过海，明枪暗箭，含沙射影，名利场上的厚黑学和孙子兵法，招招老辣、样样凶狠，红梅若遇上这样对手，必败无疑。小女子二怕遇上老女人，疑神疑鬼，指桑骂槐，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蛮不讲理，都是小伎俩；更有甚者，则撕破脸皮，破口大骂，死缠烂打，一百个嫩面皮抵挡不了一个老面皮，更何况不要面皮、不要命的！红梅若遇上此种人，就认倒霉吧。当然，并非所有老人都如此，这里说的是变老的坏人，或者是老人变坏、变态。坏人变老，还有洗心革面，脱胎换骨，老了变成好人的；而老人一旦变坏或变态，似乎就难以救药。

红梅果然落荒而逃。二〇〇五年，红梅打来电话，说她要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红梅老家江苏，家里不富裕，是父亲含辛茹苦培养了她。如今父亲年老多病，调回南京也好照顾老人。恰逢南京师大文学院设特聘教授岗，在全国招聘学科带头人，机会甚好。我为红梅写了推荐信，红梅也顺利落足南京师大。

红梅去世后，我想过事情的因果。红梅博士毕业，就到山东师大工作，那里是她教学、科研基地，如同人之故乡，人脉、情感皆在，她在那里如鱼得水。若红梅在此不走，她也许不会有后来的抑郁症。红梅调离，实是无奈，或者真就遇上了二老中的一老，也未可知。但此为表因，而非根本因，根本因似在红梅是女性，并且年轻貌美。女学者并且年轻貌美，就有了被歧视的可能、被攻击的口实，一句脏话、一瓢脏水，就可以叫年轻貌美的女学者身败名裂。

三

红梅到南京后，境况好起来。二〇〇六年，我到南京开会，红梅来看我，问起调到南京师大后的情况，红梅的话透着知足，好似一切都回到正常。带了博士生，有一个很有灵性的女孩，颇获红梅的欣赏。还有，她马上就要到哈佛大学作一年的访问学者了。我自然为她开心，说了一些鼓劲儿的话。说：“你研究女性词人，但中国只有女性，却无主义，若在女性之外，加个主义，男人不舒服，女性主义只能产生在欧美。此次到了女性主义的故乡，也好了解个究竟。”红梅笑了：“这样的话，出自一位男性学者的口里，真是可贵。中国男女平等讲了几十年，但是评价女性的标准，对女性位置的安排，男权中心的阴魂还无所不在。”那一次，红梅穿着水青色的连衣裙，她走时，我站在宾馆的门口，看着她融入梧桐树中的身影，如轻盈的水彩，散发着绿色的生机，庆幸地说，红梅回到江南，如鱼得水，她又活了。

再见红梅，是在二〇一一年。她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来北京语言大学办事，顺便看看我，如赏光，请我吃饭。我说：“红梅请饭，荣幸之至。不过有个例儿，有朋友到北京来，只能我请客，不能客请我。”红梅说：“客随主便。”

此前，红梅给我发过几次短信，一次是从哈佛回来。“向三哥报到，收获甚丰。”一次是在她父亲去世之后。红梅发来一段长长的短信，述说她与父亲的依赖关系，失去父亲的痛苦，似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我谈了当年失去父母的悲伤，失怙的感受，劝她慢慢走出来。

这一次，红梅集中谈的是调动问题。当年回南京，是为了照顾父亲。现在父亲不在了，就想换个地方，远离痛苦。听说国图有研究院，能否帮忙，调来研究院？红梅的请求，颇令我意外。父亲的在与不在，不成理由，猜想是否融入不了南京师大文学院那个圈子。就说，工作不顺，我可以帮你找找熟人，南京师大有几位先生都熟，还有振振那样的朋友。红梅说她在南京师大很好的，振振等先生也帮她，真的就是想换换环境。研究院不行，办公室可否？我的公文写得也好的。红梅不知我当时的处境也很尴尬，而且国家图书馆研究院的业务也不适合研究古代文学的专家工作。就说，我帮你找找北京的高校吧，北京语言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都缺研究词的学者。红梅说，拜托了。说话时，红梅忧郁地看着我，眼圈有碎碎的晶体，红梅没有叫它流下来。

红梅离去后，我才知道一些她的情况。当初，她去南京师大，是以特聘教授资格被学校聘到文学院的，可谓横空出世；到聘任期满，红梅只被学院定为四级教授岗，待遇一落千丈。这在学院，本是正常的聘任，但是对红梅而言，恐怕想的不是几张票子的问题，而是对她治学成绩是否公正的评价。红梅来京找我时，已经患有抑郁症，头痛，不能成眠，看过医生。她来北京，也许就是专程找我的。换环境，是她的挣扎，是她的自救。换换环境，换换环境，红梅重复着。每当想到红梅说此话的样子，我就心痛，自责是如此粗心，如此麻木，竟然没有发觉红梅的病态。如果能帮红梅调来北京，也许真能帮助她走出困境。但是我没有行动，枉作了红梅的三哥！

四

再见红梅，已经是在南京的殡仪馆，仅仅过了一年。疑似匆匆忙忙找来的遗像，红梅穿着羊绒衫，似在家里接待来看她的人。这是我第一次叫红梅妹妹：“妹妹，二哥、三哥来看你了。”红梅平平静静地看着我和国星，似乎在说，我有点累，休息休息。

十月一刚过，早上上班，朱老师发来短信：“红梅走了。”“去哪儿？”我以为红梅又出国了。“去世了，自己走的。”没有任何征兆，如此年轻，怎么可能？我不相信这个消息，打电话给国星，很快国星来电话，证实了。“送红梅一程吧，谁让她叫我们哥哥呢！”我说。

在南京师大宾馆，红梅的师弟辛华介绍了红梅的情况。我没有资格，也不便评论红梅的一生，有红梅在天之灵看着我们呢。但是我不能不感慨女人幸福之不易，尤其是感叹知名女学者的艰辛。找一个互相欣赏的好丈夫难，孩子培养成人难，做一个有成就的学者难。女学者的一生，一路走来，要背负这三座心理大山。或者婚姻不幸，或者子女累赘，或者学无所成，或者学有成就，遭人妒忌，不知有多少女学者被这三座大山压垮。

红梅去世后，我再一次读她的书，突然发现她对女性词人的关注，多在她们的孤独与悲苦，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凋零之感，浓浓地郁结于文中。

在她二〇〇〇年出版的《女性词史》里，我多次触碰到红梅心灵的孤寂：“在此词中，开端即是一个声可裂帛之问，词人捏住自己的来处和去处这生命的两端，倾诉着自己‘孑然一身’的绝对孤独感。以下数句，虽然她故意制造形影密交的和谐，但‘瘦’和‘愁’却从身体反应和精神反应两方面，表明了她对这种孤独的不适。”是什么使女词人陷入孤独？红梅分析：她的“落魄”，“狭隘地来理解，是她以才华应世并有以树立的年少轻狂之梦，今已破灭，她虽不甘，却已无奈；而如果理解得宽一些，那么，在下片中抒发的‘千啼湿笑，未能免俗’，即无法超脱于儿女之爱的本能付出，却只能收获到爱的怨尤的沉痛，也是让她自感‘落魄’的因由。这两方面的夹攻，使她几乎失去了在人间的‘立足地’”。“所求甚高，所得甚微；所怀甚诚，所遇甚冷。‘抱恨难平’，是她在外境和内情长久冲突中最深切的感应。”每读此处，我就幻感到红梅坐在我的面前，倾身述说她的心曲。她不似江南织女，用一针一线，为她的情感织起密密的丝网。她是操着解剖刀的医师，剥落外层，露出啼血的杜鹃。

但此时，红梅还只是为她才女的孤独痛苦，及至《李清照新传》，红梅突然谈论起退场来，她评论易安的《临江仙》：“她借咏梅的题材，来咏写自己如同春日梅花一样，正在凋残的生命。她虽然怀着无限的凋零之愁，却已是‘浓香吹尽’ ‘玉瘦檀轻’，属于她的季节已经过去了，将要登场的是另一种繁华，是‘暖风迟日也，别到杏花肥’的新世界。她的生命在残酷的对照中，安然退场，那种难堪而苦涩的心理，又‘有谁知’？”对比原词：“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春迟。为谁憔悴损芳姿？夜来清梦好，应是发南枝。玉瘦檀轻无限恨，南楼羌管休吹。浓香吹尽有谁知？暖风迟日也，别到杏花肥。”易安词中，自然也有春日迟迟、梅花与人迟暮之感，可不似红梅，感受到的是凋残的生命，无限的人将退场之悲。易安还有清梦，梦到花开枝头的欣喜。

那是二〇〇五年，红梅就有了生命退场的悲凉。“‘路长日暮’之感，是日暮途穷之感，是精神上已经日暮途穷了，但是人生道路还没有走完的苦闷之感，她虽才华高妙，诗词有名，却不能赋予自己的生活以选择的主动性。这样的感受，是那个时代有高才奇抱的女子，不得不俯仰随人时的最深痛苦！”这哪里是写李清照，分明是红梅精神自语，又分明是红梅的谶语。俯仰随人，命运不能自主，这就是红梅那个时候的生存困境。精神已经日暮途穷，人生就只有苟延残喘的悲苦，现在我才真切感知红梅绝望中痛苦的挣扎。如此说来，红梅生命的尽头，是从二〇〇五年的山东失败开始，那时，她就已经“梦魂归帝所”，并在她的文章中，“殷勤问我归何处”了。而父亲的去世以及南京师大的聘任，又给了她最后的一击，红梅浓香吹尽，没有残红。

红梅是一位很自负的学者，无论家庭、事业，都自许甚高，她的心理压力比人更大，以至于不堪其负。红梅是好强的，即使走，也要高高兴兴送走儿子上学，送走丈夫上班；即使走，也要在同事、同行中留下自己的尊严，或许就是为了自己的尊严而走。这里有红梅的自尊、红梅的自负、红梅的自爱。我相信她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选择，我们不能不尊重她，对她的走充满敬意，而不仅仅是惋惜。

但红梅似乎没有舍弃她的亲人、学生和朋友。在宾馆，我和辛华说话时，有人敲门，辛华出去看，却不见人。回来说：“有人敲错门了。”但我直感，那是红梅。回到北京，夜里两点，红梅的手机号打来三个电话，我相信那肯定是在另一个地方的红梅。

红梅，你还想告诉我们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