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切利的天赋就在于他能让时间静止。从第一个音符开始，我们仿佛挣脱了现实的时空，看着它像云朵一样飘过。我们仿佛坐在一架飞机上穿越几个世纪，却似乎感觉不到时间的沉浮。在音乐的包裹下，这种静止的意象很好地描绘出死亡之河的景象。”

——施尼特凯

将近二十年前，我曾在一篇小文中推崇过几位东欧的作曲家，他们是爱沙尼亚的阿沃·帕特，波兰的古雷斯基，拉脱维亚的瓦斯克斯，亚美尼亚-苏格兰裔美国作曲家霍夫哈奈斯，美国的科科里亚诺。他们当中还有中一位就是格鲁吉亚的坎切里。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欧洲所谓主流音乐里他们的声音几近被淹没，在先锋音乐里他们同样找不见出路，最终他们回视传统的宗教音乐，向那里找寻灵感；俯身于民间传统，向那里汲取养料；直面当代社会与文化的困局，在抗争中发出自己的呼号。如今他们已经为自己赢得了世界音乐文化格局中的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

第一次看到坎切利的照片在唱片说明书上，一个素朴的长者，表情严霜般的凝重。在听他的音乐之前，我对他的民族乃至音乐的了解几乎等于零。朋友张克新说，2010年8月17日在萨尔茨堡，他在节日大厅（Festspiele）听小提琴家吉东·克莱默的独奏音乐会，席间克莱默欣然请出坎切利。老人家从座位上缓缓站起向全场激动的人们挥手致意。这时人们才发现，“他的双眼睛鹰一般的犀利，炯炯的神采好像一对明灯，透出的是纯粹和智慧。”

坎切利与施尼特克

格鲁吉亚北起高加索山脉，南与土耳其接壤，东邻阿塞拜疆，西迄黑海。在希腊神话中被称为科尔基斯，是伊阿宋寻找金羊毛并与美狄亚相遇的地方。最迟在公元前4世纪也建立了王国，而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就在格鲁吉亚占据了统治地位。也正因这种基督教文化的背景，格鲁吉亚常年遭受周边穆斯林国家的侵扰。直到苏联解体后格鲁吉亚再次独立，这种叛乱与动荡的局面也仍然与民族和宗教的纷争密切相关。

这种历史性的骚乱与不安自然会影响到现实的生活，影响着格鲁吉亚的每个子孙，当然也包括他们的艺术家。这些因素使艺术家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关注民族的命运与未来，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具体说到坎切里，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有标题的，许多标题都笼罩在一种悲世情怀中。他全部的交响曲，为庆祝反法西斯胜利四十周年而作的《明亮的忧伤》（1984），为女高音和室内乐团而作的《圣歌23》（1993），为小提琴、女高音和管弦乐团而作的协奏曲《哀悼》（1994），为弦乐、钢琴和打击乐而作的《思念》(1998)，以及为小提琴、高男高音和管弦乐团而作的《离别的叹息》（1999）。我们无从知晓他的童年乃至成年的生活经历，但战乱与流离的悲苦不断地折磨着他的同胞，无论如何在他的心灵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感同身受，于是他写下这些音乐既是自我的释怀，同时也是对那些受伤灵魂的慰藉，进而点燃他们的希望。

在北京音乐节上

1945年，坎切里刚刚10岁。很难想象战火给他的童年留下什么样的记忆。近40年后，当萊比锡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委托他创作一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周年的作品时，他写下了这部《明亮的悲伤》，以纪念所有在战争中死去的儿童。作品为童声合唱和乐队而作，采用歌德、莎士比亚和普希金等人的诗为歌词，以天真无邪的童声与大动态的乐队对比，以映衬无助的脆弱面对残暴的杀戮。当我知道“明亮”一词是他拿来形容焚尸炉冒出的烟火时，可以想见坎切利哀伤的心有多痛。在开始的铜管和弦过后，两个童声高音在乐队的伴奏下轻轻地唱着，仿佛是在战争中死去的儿童的幽灵从坟茔中发出的悲吟。这歌声让我想到当年集中营里那些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的场面。四十年前的一个夏天正是文革中后期，我从下乡的远方回北京休假。在读物有限的日子里曾经借到一本记录奥斯维辛集中营法西斯暴行的书，18岁的我第一次知道这史上罕见的大屠杀。书中不时有插图，那是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照片：小到七八岁，大到十几岁，一群年龄不等的孩子被诱骗去浴室洗澡（实际是去毒气室），在给他们脱去衣服之前照了合影，他们的脸上还挂着童稚的微笑。几分钟后，那些灿若天使的微笑便化成了轻烟，从焚尸炉高高的烟囱中升上了天空。我感觉头皮发炸，凝视着那些照片上的孩子，如果没有灭绝人性的杀戮，他们还活着，就是我的遥远的姐妹和长兄。夜深沉，掩卷走出房门，四邻是熟睡的人们。我在漆黑的院子里来回走动，满脑子都是那些不安的灵魂。仰头望天，那些或远或近的星斗一下子幻化成孩子们一双双大大的眼睛。这些无辜者，这些手无寸铁、面对残酷的战争而心中仍是阳光一片的孩子们，就那么在不知不觉中悄无声息地熄灭了生命之火。很多年里我都在想，为什么没有艺术家为他们写点什么呢？当历史的钟摆把我们从少年摇到了暮年，终于听到了坎切利《明亮的悲伤》。那样的音乐，生命化成了烟火，那样“明亮的”忧伤把我的内心灼痛。生命与死亡交替出现，除了悲伤，他的音乐里还有生命的坚韧之力和人性光芒。表达了对孩子深切的爱和无限的悲悯。但愿冥府中那些幼小的冤魂屈鬼们也能听到，四野里他们也以幽冥之声唱和着那纪念的音流。少年歌手的小音阶和窄音域的演唱朴实无华，乐队几次恐吓般的狂呼怒吼也没能干扰他们平静的哀悼。歌声自始至终都是平和而遥远，把人带回那个伤痛的时代。

在北京音乐节上

和其他几位东欧作曲家不同，坎切里的音乐更像高反差的黑白照片，在历史的透视中，他用动态的静止和突然的爆发来展现感情的张力和主题的深度。开合阔大的恢弘与凝神谛听的安宁正是他音乐风格的主要特点。他可以让时间爆发，也可以让时间静止。俄罗斯作曲家谢德林评论极其形象，坎切利是一座“有所克制的维苏威火山。”刚才还是平静的外表却突然喷射出炽热的岩浆，那种能量会使得世界为之震颤，那种静止更让万物停摆。那种在高压强势威逼之下倏忽而至高远缥缈，显露出作曲家悲天悯人的普世情怀。坎切里曾说过，“我觉得好像是在填补心灵中一块被抛弃的空间”。第二和七交响曲有维吉尔带着但丁游历地狱的感觉，发散着浓厚的宗教气息。一声声“惊雷”起来，营造着诡异又肃穆的氛围，把时间切割开来。不少冠之以《午后祈祷》、《晨祷》、《晚祷》等宗教色彩浓厚的作品，也并非专为礼拜仪式而作。他是一个入乎内又出乎外的宗教音乐作曲家，作为半是天主教徒、半是东正教徒的他虽已不再去教堂，但他的音乐中总是浸润着一种精神灵性，这种看不见的天然联系就是格鲁吉亚教堂的圣咏。一边是久远而永恒的宗教激情，同时还有融入他生命的格鲁吉亚民间音乐，另一边是对现实对生灵的悲切关怀，以及对正义和理想自由的社会的渴望。我懂得坎切利的伤痛和大悲，他的音乐发散出的不是怜悯（pity），同情（sympathy），而是人同此心的共情（empathy）。同体大悲，下悯苍生，上感天堂，假如可以替代集中营那些孩子去赴死，我想坎切利定会毅然前往。

作曲家的朋友G.Ordzjonikidez 说，坎切里的音乐在人的心中唤起了“一种朝向未来的开放，一种永不会枯竭的活生生的思想的运动”。正因为这样，坎切里在写悲剧色彩的作品时，也能在哀伤之情的潜流中，把握住既深入又宏大，既哀伤抑郁又充满希望的协调统一。听坎切里为纪念好友亡故而作的大提琴与乐队作品《风的哀悼》（“Mourned by the Wind”），在依稀的泪痕、破碎的心灵、温柔的情愫和狂暴的抗争之外，在更远的地方和更深的内心之处，分明还发散着简淡高洁的光辉。

虽然格鲁吉亚民歌的多声部复调的神秘感给了坎切利很多启发，但总体感受他的风格还是简古而从容。大道至简。正如坎切利所说，“我的语言随着我的音乐的丰富，变得越来越简单。我甚至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我自己。而我对此却没有办法。我希望我的音乐和内心都能够安静。我需要思考一些问题。这不是一种出于礼貌而产生的安静，而是一种所有人和所有感情都参与其中的、关注的安静。是的，我相信人类精神的家园能够永存。” 在依稀的泪痕、破碎的心灵、温柔的情愫和狂暴的抗争之外，在更远的地方和更深的内心之处，分明还发散着简淡高洁的光辉。

2011年坎切利受邀来北京开音乐会，顺便听了几位中国青年作曲家的作品。他发现，他们的作品里都没有痛苦（pain）。这使他感到有些意外。他说音乐中一定要有痛苦，自己没有经历过痛苦的，可以去感受或想象别人的痛苦，比如可以去感受在日本地震灾难中的人。“没有同情心的人不配当作曲家”。那年我没在北京，也就与大师失之交臂。但你一张张听他的唱片就会认同他的说法，“音乐中一定要有痛苦”，没有这种承载就缺失了音乐家的使命。诚如他所言：“我的主题会留在我所有的感知里。也许还会传达出一种生命的美感，一种永恒感，一缕向上的光芒，和一种广受理解的虔诚。这就是我所珍爱的音乐。”

生命与死亡交替出现，除了悲伤，他的音乐里还有生命的坚韧之力和人性光芒。特别表达了对孩子深沉的爱和悲悯。二、七交响曲有维吉尔带着但丁游历地狱的感觉，发散着浓厚的宗教气息。一声声“惊雷”起来，营造诡异又肃穆的氛围，把时间切割。

This is a kind of meditation for orchestra and solo violin. Pleasant enough, but not suitable for those who prefer a wild adventure.

great talent

danke！！

——Giya Kancheli "Broken Chant" for orchestra。（文 / 曹利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