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南京青年学生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蔡元培（左二）出面安抚请愿抗日爱国学生的情绪

教育救国之梦

1916年9月，袁世凯因尿毒症暴毙三个月后，身在法国巴黎的蔡元培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电报。时任教育部长范源濂以“国事渐平，教育宜急”，恳请蔡元培归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希望这位教育改革先驱“早日归国，以慰瞻望”。

对于蔡元培来说，这封电报并非他与北大结缘的开端。早在京师大学堂时代，他就曾在学堂下设的译文馆任教。1912年出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之后，他曾颁布《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废去忠君、尊孔等信条。这部《大学令》后来也成为蔡元培主持北大的教育方针和组织原则。

蔡元培方兴未艾的改革随着袁世凯的擅权戛然而止。1912年7月，蔡元培表示不能继续在北京政府任此“伴食”之阁员，遂联合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等人共同上书提出辞职，辞职函由蔡元培执笔，这就是著名的“四总长辞职案”。

蔡元培用辞职来进行“消极抵抗”的做法后来几乎成为一种习惯。十年北大校长任期内蔡元培共辞职七次，比如1917年7月因抗议张勋复辟辞职，1918年5月又因学生罢课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签订，自己劝阻无效而辞职。蔡元培也因此被戏称为“辞职校长”。反复请辞，可以视为蔡元培作为文人的一种政治抗争手段，也可以看出北大校长一职，虽给蔡元培带来巨大的声誉，但也实在是沉重的责任。蔡元培在自述《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就描述过自己接任时的踌躇：“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该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看似轻描淡写，实际上，按照蔡元培在《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中的说法，他接受这次任命所下的决心，已到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程度。

北大校长于当时并不是个美差。在蔡元培之前、严复之后的四年间，共有五位校长走马观花地在北大这滩浑水里走了一遭，1912到1913年一年间就换了四位校长，其中章士钊没有到任，其他校长均是到任不久便辞职，坚持下来的只有最后的胡仁源。经营北大之难，难在树立其“学府”的本质，摒除其“官府”的实质。1898年由清朝政府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因维新运动而起，本质上是一所培养官员的学堂，学校的主体部分叫 “仕学院”，顾名思义，“仕学院”的学生，须是进士、举人出身的七品以上京官，学生也多半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为了“学而优则仕”。蔡先生在自述中写京师大学堂的官僚习气，“所有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作中堂或大人”。据说有学生带着听差上课，听差进屋屈膝打扦，口呼“请大人上课”。上体育课时，教员口中喊的都是，“大人！向左转！大人！向右转！”民国初年，京城著名的八大胡同还流传着“两院一堂”的说法：光顾这花街柳巷的客人，多半来自“两院一堂”，“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自然是指京师大学堂了。

所以1916年底摆在蔡元培面前的北大，根本称不上是治学的场所，充其量是文官们的联谊所。蔡元培的友人大多对他出任校长这件事不抱支持态度。其中为首的是汪精卫、吴稚晖、马君武等人。他们出于洁身自好的考虑，不愿意背上和军阀同流合污的嫌疑，也觉得没有让北大面目一新的希望，因此劝蔡元培不要往烂泥坑里跳。

蔡元培处于两难境地中时，孙中山成为他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作为同盟会时期便订交的老友，从党派利益角度出发，孙中山认为国民党在南方影响力强，相比之下军阀控制的北方却缺乏有力的人物。身为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正可以北大为据点，推动北方地区的国民革命。

国民党一大会议上，当其他代表质疑蔡元培“在北京政府势力下出任北大校长，有依附军阀之嫌”时，孙中山为他澄清，说明是自己支持他去做校长的：“我知道他最清楚，他对革命的贡献是一般人不易了解的。”

从1916年秋接到范源濂的电报，到12月26日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蔡元培踌躇了三个月。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的，是自青年时代就有的“教育救国”之梦。如他1917年3月致汪精卫的信函中所写：“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者，亦以此。”

1917年6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首届学生毕业留影（蔡元培家属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