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 | 现代中国新教育场域中的政与学
文 · 三联学术
正统的中国近代史书写一般是从一八四〇年开始,但这种书写带有浓厚的“冲击—反应”模式的痕迹。如果从“中国中心观”来看,在长时段的意义上,中国近代发生的“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早从明到清前期就已埋下变因;而在短时段的意义上,中国社会巨变的来临又比一八四〇年要晚得多。孔飞力的经典研究表明,传统中国的衰落是自太平军起义被扑灭的一八六四年才开始的(《中华帝国晚期的敌人及其叛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如果说一八六四年构成了中国近代巨变的第一个历史界点,那么,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战败和一九〇五年的废除科举就构成这场巨变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历史界点。这些界点的确定与构成中国社会结构重心的士绅阶层的演化息息相关。一八九五年前,科场是帝制后期的社会支配关系赖以不断再生产出来的一个重要场域,支撑着科场场域的是所谓的“士绅惯习”。但自一八九五年后,“士绅惯习”开始不断遭到严重的冲击,并由此影响到了原本以科场为中心的教育场域。这个影响过程又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一八九五到一九〇五年,在此期间,新旧两种文化资本在科场场域展开竞争,由此导致了士绅惯习的衰变,并最终造成了科场场域的终结。其标志性事件是一九〇二年《壬寅学制》、一九〇四年《癸卯学制》的先后颁布和一九〇五年科举制度的停废。第二个时期是从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三年,在此期间,科举被废、书院改制、学堂遍立,新文化资本占据了教育场域的主阵地。其标志性的事件是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壬子癸丑学制》的颁布。新式学堂虽然在统治集团内部实现了权力的重组,但并没有为原来的被统治阶级带来更多的上升机会,反而使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的交换日渐公开化,从而使这种支配关系的遮掩机制被破坏殆尽。如果说科场场域实现的是统治者及其统治集团内的被统治者之间的内部整合,那么,新式学堂崛起导致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分化与瓦解,而传统的“士绅惯习”则突变为新式学生的“反体制冲动”。这种反体制冲动虽然瓦解了科场场域的存在基础,却只是一种特殊的、不稳定的、去合法化的惯习,因而,取代科场场域的并非一个相对独立于政治场域的学校场域,而是一个与权力、政治、革命密切纠缠在一起的“后科场场域”。“反”字当头的惯习不足以建立起新的道统,终究也难免被政统所裹挟;而缺乏道统支撑的政统在近代中国不断上演着的就是“有枪就是草头王”“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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