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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路阿富汗

2018-08-22 16:43 作者:刘怡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这个世界最终将演变成何种样貌,不仅取决于那3.28亿人的意愿和诉求,3.4亿沉默者,同样会给出属于他们的答案。

在2016年春天披露的一组飞行安全报告中,迪拜航空(Flydubai)的飞行员们抱怨他们正在从事全世界最危险的民航运输工作。这家总部设在阿联酋的廉价航空公司拥有62架波音737系列客机,专门负责运营前往中东、中亚、非洲和巴尔干国家的偏僻航线。在巴格达机场附近,他们的航班曾被高射机枪子弹击中;在飞往喀布尔途中,有乘客在3万英尺高空宣称携带了炸弹。经年累月的超负荷工作以及旅客的不服管束使得每一次飞行都像是在赌博;航班安全落地之后,机组人员会带头鼓掌,以庆祝这段考验的结束。

但在2018年7月的这个下午,迪拜航空的波音737是唯一一架可以把我送往阿富汗的客机。受安全形势影响,只有8家分别属于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和阿联酋的航空公司仍在运营往返喀布尔的航线,但航班延误和取消属于司空见惯。迪拜航空的FZ305同样延误了三个多小时,但它至少慢条斯理地滑向了跑道尽头,从而给了人一种期待——当然,待飞机升空之后,随意走动聊天的乘客和胡乱堆放的行李再度使我的神经处在了紧绷状态。两个小时,整整两个小时,波音737终于缓缓下降,最终降落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整整25年前,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那篇惊世骇俗的长文《文明的冲突?》,从那时起,阿富汗的名字就和亨廷顿创造的著名术语文明“断层线”(Fault Line)联系在了一起。而在更早的时间里,这个国家还曾被称为“褶皱”和“关隘”(Pass)。我们可以把它的历史上溯至距今5500万年前的始新纪:由南方古陆(Gondwana)分裂出的印度次大陆板块经海路持续向东北方漂移,与北方古陆(Laurasia)南端的欧亚板块发生碰撞,开始了规模空前的造山运动。这次轰轰烈烈的相撞在两个平原板块之间“挤”出了一道1400公里长的高原“褶皱”,东起祁连山,西至伊朗高原,阿富汗恰在其西侧末端的延长线上。位于欧亚大陆深处的寒冷低地,自此与濒临海洋的亚洲温带平原之间建立了地质区隔。

提出这一“大陆漂移”学说的是德国马尔堡大学的一位地球物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Alfred Lothar Wegener)。在他出版《大陆的起源》一书之后7年,1919年,英国下院议员、牛津大学地理学院创办人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发现了那道穿越“褶皱”的决定性关隘。根据他的观察,在公元16世纪以前,当游牧民族的骑兵和骆驼队从欧亚大陆深处的干旱地带出发,试图朝印度洋—太平洋沿岸的季风农耕区进军时,他们要么会选择翻越海拔相对较低的兴都库什山脉,经开伯尔山口抵达印度河,要么从西面的古城赫拉特南下,经伊朗高原东部和塔尔沙漠进入南亚次大陆。这两条路线交会的那个国家,构成了通往恒河平原的最后关隘,地位至关重要。

在1919年的这本《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麦金德留下了一幅按照墨卡托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形图:在欧亚大陆“世界岛”内侧,一个由高纬度低地和内河系统构成的“心脏地带”(Heartland)犹如一块三角形楔子,深深嵌入整个大陆板块的内部。那道“关隘”构成了楔子的最尖端,它在人口稠密的亚洲沿海季风带挤压出一个醒目的缺口,暗示了权势斗争的阴影——主宰“心脏地带”的陆上强国,以及依托季风带桥头堡的海洋强国,将会在这个尖端展开最激烈的争夺。在不同时期,这种竞争曾经被称为“大博弈”“遏制政策”乃至“查理·威尔逊的战争”。而当全面冲突尘埃落定之后,昔日曾被入侵者和防御者反复争夺的“关隘”,便也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两种异质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格纳、麦金德和亨廷顿代表的是一种一以贯之的世界史视野,一种由碰撞、斗争和断裂主宰的庞大力学体系。如同黑格尔所言,世界历史同时也是世界法庭,“国家”“文明”等有机体的命运将由彼此之间自然竞争的结果来加以“宣判”。

除此以外,魏格纳、麦金德和亨廷顿还具备另一项共性特征:尽管正是那些由他们创造、继而载入教科书的术语定义了阿富汗在世界历史中的“坐标”,但在有生之年,他们却从未踏上过那个国家的土地。

无论你是把阿富汗称为“褶皱”“关隘”还是“断层线”,都必须承认:我们对这个深陷战争旋涡已近40年之久的邻国其实知之甚少。当然,统计学家早已通过量化指标考察,给它贴上了“失败国家”(Failed State)的标签。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排行榜上,阿富汗名列第169位,属于全球最后10%。它的3250万常住居民(不含离境难民)中只有26.7%居住在城市,总体平均寿命刚刚超过52岁,比排名不算靠前的中国(68.5岁)人均少活16.3年。当地成年人的识字率低至38.2%,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在2015年才勉强达到1871美元。16岁以上的阿富汗人中,只有47.5%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妇女的就业率更是低至19.3%。而她们平均每人一生却要生育5.1个子女——其中有40.9%严重发育不良。

但阿富汗面临的处境,与同样被归类为“失败国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诸国以及阿拉伯世界的一众战乱国家又存在显著差异。后者至少可以被认为是20世纪民族主义的产物,而现代阿富汗国家的诞生却是一系列否定性力量作用的结果——当英俄两国都在觊觎这个地理“关隘”、却无意为此发动一场全面战争时,它们将“国家”的形式框架强加给这个地区,以维持一种似是而非的相对稳定局面。而构成现代国家所需的一切质料:清晰的地理边界,主体民族间的相互容忍和底线认同,相对统一的地区市场,对共同法律秩序和行政机构的向心力……在此处却远未具备。《阿富汗简史》作者、内布拉斯加奥马哈大学教授沙伊斯塔·瓦哈卜(Shaista Wahab)告诉我:“尽管阿富汗在1946年就已经加入联合国,但正常国家公民所必须的清晰身份认同在这里始终不曾建立起来。俄国人、美国人、巴基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曾在不同时期干预过我们对自身特质的认识和塑造,最终造成了一种可悲的局面:一个阿富汗人可能和外国的某一种族成员具有更大的相似性,却不把一街之隔的另一个本地人真正视为同胞,哪怕他们信仰的是同一种宗教、经济状况也相近。”

因其如此,在阿富汗采访的两个星期里,我时常被一种时间上的错乱感所困扰。在喀布尔市中心的智能手机商店和高级土耳其餐厅,物质消费的水平乃至服务规范已经和全球大多数国家相差无几。俯拾皆是的英语培训项目招贴画和进口电器行广告也暗示:或多或少,这里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循环的一部分。但仅需向南移动十几公里,走进高悬在半山腰的普什图人贫民窟,你便会发现:那些已经学会驾驶汽车的本地居民,依然遵循着和200年前的中亚汗国牧民类似的道德法则,将外国人视作天然的勒索、绑架对象。在首都戒备森严的政府办公楼内,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能熟练地在两三种语言之间切换的官员们近乎炫耀地向访客展示着一摞摞统计报表,一来借此夸耀自己的执政业绩,二来作为吸引外国投资的依据。而在数百公里外的南方农村,另一群官员正在为自己从罂粟种植生意中分得的份额讨价还价。有时你会误认为自己正身处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有时则猛地被抛回到莫卧儿帝国时代,被迫适应一种前现代的社会风俗和道德观念。唯一一致的是对暴力的滥用——在这里,表达政治诉求和不满情绪的首选方式是枪击或实施自杀式爆炸。

另一种一致性则是对逃离此地的渴望。从升斗小民到政府官员,从目不识丁的出租车司机到全国第一学府的大学生,在与我聊天的间隙中,或早或晚,都会提出那个羞涩的问题:“如何才能去到中国?我能在中国找到一份工作吗?”

自18世纪末以来的100多年间,一切后发民族国家都曾被迫面对身为“他者”(The Other)的尴尬境遇。在此之前的几十个世纪里,他们依照约定俗成的组织形态和本土化的道德法则,维系着一种自洽的古典生活方式,却在猝不及防间被卷入了全然陌生的“哥伦布纪元”(麦金德语)。闯入者并不依靠单薄的言辞来说服自己的客体,他们拥有空前强大的暴力工具——蒸汽舰船、“阿姆斯特朗”型后膛炮和连发步枪。古典帝国、王朝和部落们首先服膺于这些强横的物质工具,随后被迫在一个由征服者制定规则的世界里,模仿征服者的理念去认知并重塑自己的质料。意味深长的是,“他者”几乎永远不可能依靠顺应规则就转化为世界史循环中的主体:征服者早已垄断了更改规则的权力。他们需要等待“主人”们自相残杀,以及一点运气。

但运气没有眷顾阿富汗。整个19世纪,巴拉克宰王朝的几位埃米尔(君主)经过长达80年的厮杀和算计,也只是勉强赢得了在英俄两强之间充当缓冲带的“资格”。进入20世纪,纳第尔和查希尔两位明君苦心孤诣,希望以一场覆盖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的改革再造阿富汗的内生质料,以契合那个被强加的“现代国家”形式。但这项努力再度被来自世界史的“无形之手”所阻断——海陆强权之间的“大博弈”并未因英俄两国的退场就彻底消弭。新的全球大国再度为争夺通往季风带的“关隘”而展开斗争,并以一场强行植入的“革命”和赤裸裸的军事入侵令阿富汗重新沦为纯粹的“他者”。在漫长而残酷的抵抗中,这个国家成为了一切偏激政治观念和新的战争模式的试验场:从赛义德·库特布的新型宗教激进主义到“伊斯兰国”的“最终决战”,从苏联的山地围剿战术到美国的城市反恐战争……当生存成为问题时,主体性已不再重要。

更为残酷的是,当新一代阿富汗国务家在21世纪初再度尝试通过重建国家实现主体性的再造时,民族国家这种形式却正在被新一轮的世界史循环所扬弃。在全球化浪潮下,跨国公司只须以资本力量为武器,便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关隘”中的矿藏。形形色色的种族集团、部落势力甚至恐怖组织都在从战争的废墟上汲取最后一点经济和社会资源,同时完全无意承担与“合法政权”对应的繁重义务。甚至连反恐战争的发起者,如今也在兜售“承认现状”这剂安慰药。在阿富汗真正为自己准备好一个“正常”现代国家所需的那些质料之前,国家的形式本身开始摇摇欲坠。然而重新回到古典时代同样不可能:“他者”正在坠入新的深渊。

在这道内陆低地与次大陆之间的“褶皱”上,在这座连接“心脏地带”与濒海季风区的“关隘”中,在这条异质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上,久久回荡着一个哈姆雷特式问题:“生存,抑或死亡?”还不止于此:在土耳其与黎凡特接壤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的蛮荒地带,在伤痕累累的中东古城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我也曾听到过同一个问题的回响。在我出入阿富汗山地的两个星期里,财政濒临破产的巴基斯坦选出了一位普什图族新总理,土耳其货币一步步走向崩盘,叙利亚政府军正在朝德拉省与约旦的交界地带进军。这三个国家和阿富汗的人口合计达到3.4亿人,与美国的总人口(3.28亿)相当。而这个世界最终将演变成何种样貌,不仅取决于那3.28亿人的意愿和诉求,3.4亿沉默者,同样会给出属于他们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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