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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爱宋朝

2017-01-04 12:33 作者:贾冬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7年第2期
你最想穿越到哪个朝代?——在这个关于理想世界的乐此不疲的追问下,出现最多的答案是宋朝。原因很简单,宋朝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大俗与大雅,是最适合生活的朝代。

你最想穿越到哪个朝代?——在这个关于理想世界的乐此不疲的追问下,出现最多的答案是宋朝。原因很简单,宋朝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大俗与大雅,是最适合生活的朝代。

最直观的宋朝生活图景当然是《清明上河图》。它堪称北宋社会的“百科全图”,街道交错纵横,民居鳞次栉比,商铺百肆杂陈,商旅云集,车水马龙,徐徐展开了一幅12世纪初北宋都城汴京清明时节繁盛的市井风俗画。“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正是孟元老写作可与画卷图文对照的《东京梦华录》的原因。这幅画去年秋天在北京故宫《石渠宝笈》特展上的展出曾引发了史无前例的观看热潮,连策展方都没想到,每天会有那么多人顶着烈日排队6个小时,大多数人都是直奔《清明上河图》而去,今人对宋朝的好奇和追慕可见一斑。

 

与此相对照的一幅场景,是《西园雅集图》。如果说《清明上河图》集中反映了宋朝生活“俗”的一面,西园雅集则是“雅”的象征。在北宋被传为佳话的“西园雅集”,是当年众多文人雅士的宴游场景,包括苏轼、黄庭坚、米芾、李公麟、蔡襄、秦观等聚集在驸马都尉王诜府中,或吟诗赋词,或扶琴唱和,或打坐问禅,同时也形成了以苏轼为中心的文人圈。身在其中的北宋画家李公麟以写实的手法将雅集描绘下来,米芾作序,“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如此”。“西园雅集”是古代绘画史中的一个经典母题,后代画家多有摹本或仿作,也是宋人精神的一种延续。

某种意义上,“宋朝热”是姗姗来迟的。宋史专家、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邓小南说,谈起宋朝,通常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最典型的,是我们的教科书上常说宋代是个“积贫积弱”的时期。“这种认识框架基本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包含着当代人的民族情感和反观历史的体悟;对‘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憧憬,往往与对汉唐盛世的怀恋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特定的政治文化传统,‘大一统’与政权间角力的成败,是国内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大批海外汉学家以相对超然的心态去看宋朝,甚至形成了完全两极的评价。比如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就认为,北宋与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他指出,宋代包括了许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视其为“近代早期”。汉学家们普遍认为,尽管从军事威力和势力范围来衡量,宋朝是个虚弱的朝代,但就经济和社会繁荣程度而言,宋朝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对折一下,宋朝正好处在中间点上。很多历史学家相信,在这个对折点的唐宋之交发生了一场“唐宋变革”,中国历史从“中世纪的黄昏”转入“近代的拂晓”。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在19世纪末最早提出这一观点,“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进一步阐释:“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500年。”

邓小南强调从唐到宋“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社会变迁过程。她认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的说法,“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巅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间的区别,用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就是“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

从唐到宋都市景观的明显变化,最鲜明地反映了这一趋势。唐代长安城坊格局井然,“坊”是居住区,四周有围墙,有两门或四门供人进出。一般人不准凿墙开设私门,也不准朝着大街开设店铺;“市”是交易区,日中击鼓二百下开市,日落前击钲三百下散市。宋代都城开封和临安则废除了坊市分割,允许面向大街开店,与民居混杂毗邻。城市居民“坊郭户”第一次被列入国家法定的户籍管理分类。965年,宋太祖把宵禁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之后完全取消,出现了通宵达旦的夜市。

邓小南指出,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也是市民文化勃兴的标志。文学重心下移,是指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与市井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进而扩大到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兴起,世俗文化大放异彩,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栏,有说书的、杂耍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甚至评价,“这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社会”。

“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趋势更深刻的背景,是一个新的阶层——士大夫阶层的出现。两宋时期偃武修文,需要一个更加庞大的文官体系。于是,通过科举制度,一大批出身更多元化的士大夫阶层,逐步占据了贵族留下来的真空。邓小南说,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使得当时一批“寒俊”人物崛起,像范仲淹,年轻的时候在山寺里面读书,带去的米不够煮米饭,只够煮粥,这个粥凝结以后要切成几块分几顿吃。欧阳修,家里没钱买纸笔,他母亲教他写字是拿着芦苇秆在沙地上画的。这些人到后来不仅是一流的学者,也是出色的政治家。据统计,北宋时,科举出身的官员占了总官员的40%,而在唐代这一比例只有15%。处在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士人阶层,也是文明扩张中的重要一环。在朝为官的毕竟是少数,更多受儒家学说熏陶的士人渗透到民间,通过家规、家礼、族规、乡约之类的规定,甚至通过祭祀以及仪式中的戏曲、说唱,将知识、思想与信仰迅速传播,从上层到下层,从中心到边缘。而这些士人也是文化的旗手,其“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提升,风雅成为一时之风。

可以说,相较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宋朝是最接近儒家治世理想的王朝。在佛教和道教的冲击下,宋代的儒学思想家们开始重新认识和理解古典思想,挖掘出了儒家思想中蕴含的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融入了佛教和道教的教义,使儒学理论更加平易近人,也因此真正深入到日常事务和私人生活。到了13世纪,儒学不仅是有教养的上层阶级的行为准则,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进而重塑了整个社会,形成“传统中国”的典范。

诚然,在元朝统一了中国以后,宋代所代表的“近代化早春”就中断了,历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回潮。不过,邓小南教授认为,从近代的“人心”“政俗”来看,无论是政治理念、思想文化方面的创新或是因循,宋代带来的影响,都深深地渗透在中国社会的肌体之中。特别是儒家的复兴,德国宋史学家迪特·库恩指出,许多脱胎于宋代儒家思想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念,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加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而其中不少具有民族典型性的文化特征,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

今天的人们为什么爱宋朝?我们在这一期封面故事里解读了宋朝的一系列关键词——《东京梦华录》、西园雅集、宋词、山水、茶、书院,试图通过微观视角去探究背后的原因。而深入其中,越发体会到两宋文明到达的高度,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我们“穿越到宋朝”的路径,或者说,今天与宋朝的连接点,是一种“生活美学”。一方面,是当今的生活和艺术正发生“审美的泛化”“生活艺术化”,与此同时,“艺术生活化”,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日渐模糊。追本溯源,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里面,艺术与生活、创造与欣赏从来都是内在融通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典美学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另一方面,则是“审美的升级”,部分由日本美学传递而来的大朴若拙的“侘寂之美”“匠人精神”,都能在宋代器物中找到源头,而宋的极简风格,又能和当代艺术精神相契合。

所以,当我们向自身文化寻找,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的高峰,还是艺术与生活通融的生活美学源头,都当推宋朝。特别是宋代士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通过儒家思想的一脉相承,一直为后世所追慕。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扬之水所说:“两宋是培养‘士’气的时代,前此形象与概念尚有些模糊的‘文人’‘士大夫’,由此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政治生活之外,属于士人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也因此愈益变得丰富和具体。抚琴、调香、赏花、观画、弈棋、烹茶、听风、饮酒、观瀑、采菊、诗歌和绘画,携手传播着宋人躬身实践和付诸想象的种种生活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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