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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洛》:没有身份的人

2016-12-23 11:06 作者:宋诗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52期
《塔洛》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第5部藏语长片电影,改编自他的同名小说《塔洛》。

印象中,藏区曾有很多“塔洛”式的人物,他们一生浪迹草原,挥着鞭子与牛羊相伴。名字于他们而言,意义微乎其微。相较于名字,母羊以“咩咩”声求助生产的呼唤更有现实意义。

导演万玛才旦的记忆中也有很多“塔洛”式的人物,他们经历过“文革”,见证了藏区从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毛主席语录》影响了他们一生,他们的人生观简单且高效——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电影《塔洛》剧照

电影《塔洛》剧照

 

电影《塔洛》讲的就是这样一个青海藏区牧羊人的故事。塔洛四十出头,留着一根小辫子,没受过多少教育,但记忆力极好。他能清楚地说出羊群里公羊、母羊、小羊羔的数量,甚至记得住它们的长相。2004年,全国更换二代身份证的政策落地到藏区,从没办过身份证的塔洛这次没被落下,村干部招呼他去派出所办身份证。

派出所民警闲得发闷,偶然得知塔洛有背诵《毛主席语录》的本事,就迫不及待地让他现场表演一段。塔洛以念经式的缺乏抑扬顿挫的语调流利地背出一篇《为人民服务》,并就此文与民警讨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价值观。

聊了半天,派出所办不了身份证,塔洛必须进城。在城里的一间理发店,塔洛遇到了留着短发的藏族女孩杨措。杨措一身汉族打扮,唯有脖子上的佛珠和尚未退却的高原红还隐隐透露出故乡的信息。杨措为塔洛干洗头发,十几分钟后,清水冲到塔洛头上,那一刻,塔洛隐约感觉到,自己被爱情侵蚀了。

在KTV里,塔洛第一次尝试了薄荷味的女士香烟,在杨措百般怂恿下,他拿起麦克风,唱了一首“拉伊”。“拉伊”是藏人的情歌,只能在山间高歌以表达彼此的心意,塔洛明白,杨措也懂得。

回到草原后,陷入爱情的塔洛因酗酒而误了看羊,雇主的一巴掌打出了他的邪念。塔洛一气之下卖掉羊,打算用换来的9万块钱带杨措去她想去的拉萨、北京、广州……当一觉醒来,杨措不知所踪时,已经剃掉小辫子的塔洛彻底迷失了自己,他也再不能完整地背出《为人民服务》了。

没有身份的人

从那些关于宗教的故事和藏族作家扎西达娃、阿来的小说里,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个魔幻的藏区。《塔洛》结尾,主人公失去了他的好记性,对此,导演万玛才旦并不觉得离奇,他曾分享过一个与《塔洛》类似,但更为离奇的故事:藏区有些格萨尔说唱艺人,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几天几夜地连续说唱几部,甚至几十部作品。国家为了抢救藏族文化遗产,特意把这些老艺人请来,让他们每天对着机器说唱。慢慢地,这些艺人也像丢了记忆似的,再也唱不出那些古老的故事了。

饰演塔洛的演员西德尼玛讲过另一个与《塔洛》有关的故事:他和塔洛一样留了个小辫子,很多年前,一个不相识的女孩突然去单位找他。那女孩曾在街上看到一个留着小辫子的小伙子,那个小伙子的形象在她心里久久不能抹去,她爱上了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小伙子,并暗下决心一定要找到他。藏区留着小辫子的人毕竟有限,女孩找到了“小辫子”,这个“小辫子”就是西德尼玛。后来,他们很自然地恋爱、吵架、思念、疏远、分手。这段爱情,终究成了回忆。

听了这段故事,所有人都会觉得,西德尼玛是饰演塔洛的不二人选。而万玛才旦在听过故事之前,就决定让他来演塔洛了。“虽然他平时主要演喜剧,表演方式也比较夸张,但私下聊天喝酒时,我总能看到他的另一面,有点孤单,有点落寞的那一面。于是相信,他可以演好塔洛这个角色。而且,他本来就有一个小辫子。”

在剧本改编之初,万玛才旦就把西德尼玛当成了塔洛,几乎是想象着西德尼玛完成剧本的。在《塔洛》之前,万玛才旦已经导演过4部藏语长片作品,《塔洛》和之前4部作品最大的不同是,剧本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这也是他第一次将自己的小说搬上荧幕。这次改编也为他赢得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奖”等中外奖项。

《塔洛》原著是万玛才旦的短篇小说,原文只有二十几页的体量,客观来说,小说《塔洛》并非精致的作品,但万玛才旦的改编无疑是成功的。在以往的电影中,万玛才旦喜欢刻画群像,而在《塔洛》的改编过程中,他去掉了小说开头群像式的描写,把所有戏份集中在塔洛这个藏区小人物身上。

原著开头是塔洛所在村子的村主任和村干部们的对话,而电影把第一场戏直接设置在派出所。小说开头的背景信息,被转化成电影语言,全部反映在第一个长镜头里。电影一开场,塔洛对着镜头背诵《为人民服务》,烟囱立在画面中间,将他与所长隔开。“通过这场戏就能交代清楚塔洛的背景和个性,他背语录,受过‘文革’影响,他和所长关于好人、坏人的对话,能看出他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人。手里抱着小羊羔,显示他的牧羊人身份。”万玛才旦分析。

派出所的场景是搭建而成,整部电影的所有室内场景几乎都是搭建的。“有些东西需要刻意安排。”万玛才旦说,派出所里的烟囱就是有目的的设计,这也是整部电影在影像上的一大特色。作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塔洛与世俗世界格格不入,在展现他与世俗世界的矛盾或冲突时,万玛才旦常常在视觉上将塔洛与其他人隔离开来,以暗示他与世俗世界的关系。在塔洛与杨措的关系中也有类似的设计,当塔洛把一摞摞钱交给杨措时,杨措既感动又惊喜,但当她渐渐冷静下来,就走到了屏幕另一侧,画面中间一道墙将浑然不觉的塔洛与杨措隔开,这个镜头也暗示了不久后杨措的背叛和逃离。

对整部电影来说,塔洛与杨措的感情线是重头戏,而他们在理发店里的对手戏更是重中之重。在同为搭建场景的理发店中,导演安设了很多面镜子。“这个女人对于塔洛来说是虚幻的。”万玛才旦说。塔洛隔着一条街透过玻璃看到了杨措,在杨措为塔洛洗头的过程中,女主角的大部分镜头都是通过镜像呈现的。在暗示塔洛命运的剪掉小辫子那场戏里,两人看似感情热烈,但这个亲密的镜头依然是透过镜子拍摄的。塔洛抓住的并非真实的杨措,不过是虚幻的镜像,而他与世俗世界的关系也不过如此。

原著小说中,对于塔洛卖掉羊,投奔杨措的过程并未着太多笔墨。但电影必须对人物动机做出解释,为了让戏剧冲突更强烈,也让塔洛的离开合情合理,万玛才旦在剧本中增加了塔洛在山上放羊的戏份。苍凉的草原,塔洛与羊群相伴,夜幕降临时,点一堆篝火,喝一壶酒,既孤独又自在的牧羊人形象就更加真实了。“你必须让没有这类生活经验的观众看得见他的生活,电影需要视觉化的东西。有这样一个基础,后面塔洛遭遇的死羊、雇主打耳光就有了依据。他的出走并非仅仅因为爱情,也有被羞辱和孤独的原因。”万玛才旦说。

在今年的金马奖评选上,梅峰的长篇处女作《不成问题的问题》拿到了“最佳改编剧本奖”,那是一部黑白电影。巧合的是,《塔洛》在前一年拿到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而电影也是以黑白影像呈现。“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再到3D,黑白就成为一种表现方式,是一种创作观念。黑白能凸显塔洛这个人物,他很简单,判断事物非黑即白。而且藏区的色彩太艳丽了,很难体现那种苍凉和孤寂感,所以我决定用黑白来拍摄。”万玛才旦解释。

《塔洛》虽然是一部文艺片,但却有着清晰的类型片结构,一个无法融入社会的边缘人,被城市的光怪陆离迷惑,进而上当受骗,这是电影中常见的类型。但当这种类型和结构用来刻画一个藏族小人物,就显得新鲜有趣了。电影最后,拍过照、理过发、办过身份证、进过KTV、抽过女士烟、有过一夜情的塔洛还是被城市所抛弃了。他回到派出所自首,感到自己是个“轻如鸿毛”的人了。

曾经的外号“小辫子”让人们忘记了塔洛的名字,如今的光头形象让他再次失去身份,没有人认识塔洛,也没有人再认得出“小辫子”。办身份证取得身份的过程最终又让塔洛失去了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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