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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演员与喜剧人,社会身份的重新定位

2016-12-12 12:07 作者:张星云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50期
“喜剧选秀节目救了我们这一帮人,不管以前我们是演小品的、演搞笑节目的,还是说相声的,它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称谓,‘喜剧人’。”

近两年随着“笑傲江湖”“欢乐喜剧人”和“喜剧总动员”等一批电视喜剧选秀节目的流行,使得除辽宁民间艺术团、德云社和开心麻花等“第一梯队”以外的喜剧从业者获得了更多的生存机会,夜场演员、相声爱好者、哑剧演员、兼职的婚礼司仪、没什么片酬的喜剧电影配角、搞笑节目演员和编剧,这些一直边缘的喜剧行业人群从此有了新的社会身份定义:喜剧人。

去年之前

在以哑剧演员身份进入去年“笑傲江湖”决赛并受邀参加央视春晚之前,叶逢春和马朋这对组合在南方的“夜场”里演了十几年小品。

每个城市基本都有夜场,它是电视喜剧选秀出现之前,大部分普通喜剧演员们的营生平台。北京有“斯卡拉”,宁波有“飞越时空”,湖南有“环洲歌剧院”,这样的夜场舞台每晚都会为买票进场观众表演节目,从晚上21点到23点,由主持人串场的综艺晚会由杂技、小品、摇滚、歌曲组成。

喜剧演员潘斌龙(大潘)

喜剧演员潘斌龙(大潘)

 

叶逢春和搭档马朋是在宋城艺术团认识的。那是当时杭州刚刚开发的一个旅游景区,艺术团招了一批人在仿古景区里穿着古装每天为游人表演民俗节目和情景剧。刚刚毕业的叶逢春在那里遇到了后来的搭档马朋,后者在来宋城之前是上海野生动物园的一名杂技驯兽师。两人在宋城艺术团干了三年,在那里受到了初步的喜剧专业训练。两人1999年离开了宋城,开始在宁波、杭州、义乌等地的夜场表演,每几年换一个场。

大部分年轻喜剧从业者的兴趣启蒙是春节联欢晚会,叶逢春也不例外。1983年首届春晚王景愚的《吃鸡》和1984年春晚游本昌的《淋浴》,让当时刚上小学的叶逢春就对哑剧着了迷。“动作很滑稽,稍微模仿一下,身边的大人就会觉得很有意思,满足了我小小的虚荣心。”于是叶逢春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上台表演。然而直到从学校毕业去了宋城艺术团,从广州沙湾镇农村长大的叶逢春才有机会接触到专业的喜剧。

尽管叶逢春从那时起便对憨豆和卓别林的哑剧特别感兴趣,买了很多光盘研究其中的动作细节,但他和马朋在夜场中却很少选择表演哑剧。“哑剧在夜场并不吃香,因为夜场很热闹,台下乱哄哄的,而哑剧不说话,效果不是很好。”夜场每晚叶逢春和马朋的节目只有10分钟,但365天,每天晚上都需要演出,月收入一两万元。就这样靠夜场生活了十几年,直到2013年叶逢春的老婆生了孩子,他决定改变当时的现状,去了陈佩斯在北京开设的喜剧培训班,并在演了半年陈佩斯复排的话剧《托儿》后开始接触电视选秀。他先去参加了湖北卫视的“我为喜剧狂”。“当时我不了解电视真人秀。”叶逢春说他演了个小品,很快便被淘汰下来。随后他叫上马朋一起去参加了北京卫视的“造梦者”,正是这档节目帮助叶逢春决定选择用哑剧去参赛。南方演员的口音在演小品时对北方观众来说是一种障碍,因此节目组建议他们演哑剧,以避开说话。这样他们一下找对了路子,成功加入姜文战队,并进入了决赛。决赛期间,他们就接到了“笑傲江湖”的电话,邀请他们参加第二年的比赛。

卢鑫比叶逢春更早参加电视选秀,却没有为他带来任何帮助。作为相声演员击败德云社的张鹤伦、郎鹤焱,以及周云蓬,赢得今年“笑傲江湖”的冠军之前,卢鑫连“正规工作”都没有,是个婚礼司仪,他的搭档张玉浩则在电台当播音员。

喜欢跳街舞、唱说唱乐的卢鑫2005年在西安上“大二”的时候就参加了上海东方卫视“我型我秀”选秀节目。“一开始觉得挺好,包吃,去免费旅游了一次,但后来觉得被淘汰可丢人了。”由此卢鑫开始不断地在陕西寻找这样的选秀机会,陆续参加了七八次选秀,但哪个也没被选上,“混成了炮灰级选手”。这种经历依然给他带来了一种满足感。“打电话给我妈,第一句话‘妈,我上电视了’,这几个字就代表了我所有的荣誉感。”

上“大一”的时候,卢鑫就发现学生兼职在演出中跳街舞能挣50块钱,唱歌能挣百八十块,而主持人能挣两三百块,于是接了很多当活动主持人的活儿。毕业后卢鑫主要靠当婚礼司仪生活,或者在餐饮活动中表演小沈阳模仿秀。虽然卢鑫自己觉得参加选秀是份工作,但外人不这么认为。他去女方父母家吃饭,对方第一句话就把他给问住了:“你怎么不找个工作呢?你现在这事太不稳定,要是出点啥事国家就把你这行业给封了。”

频繁地参加电视选秀也没有带来任何直接效果。“参加那么多节目,也基本没人认识我,在陕西本地,也就一些‘摩的’司机看过那些节目,能认出我,给我便宜个五毛钱。”但一次在电视台做节目评委时,卢鑫认识了同做评委的苗阜,后者是西安最有名的相声团体青曲社的创始人和台柱子。卢鑫虽然2004年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相声并开始说相声,但2005年参加完“我型我秀”之后就放下了。此时他重新拾起相声,加入了青曲社,白天当婚礼司仪,晚上去青曲社说相声。

卢鑫如今的搭档、当时青曲社的师兄弟张玉浩也在大学播音主持专业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去青曲社每月靠说相声挣千八百块钱,直到陕西广播电台领导去看了场相声,2012年把张玉浩招到台里做播音主持。“笑傲江湖”节目组今年分别找到卢鑫和张玉浩来参加选秀,在台里领导的撮合下两人才组成临时搭档,决定以相声演员的身份参加。

与他们相比,潘斌龙是科班出身。2008年从中央戏剧学院相声表演班毕业,并在那年跟着师父冯巩上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与冯巩、闫学晶、王宝强表演了相声剧《公交谐奏曲》,潘斌龙带着假发,演了一个上错车的老太太。

潘斌龙以为自己火了,等着签约地方艺术团,拒绝了《我的团长我的团》的拍戏邀请。“但后来我发现摘了假发,谁也认不出我。”最后什么都没落着。于是他去参加了辽宁卫视的“爱笑会议室”节目。这是一个从“谁是主角”延伸出来的独立节目,每周一期表演小品。

“爱笑会议室”是中国最早的近景喜剧表演综艺节目。张子栋、张一鸣、乔杉、修睿、潘斌龙和崔志佳一帮人凑到了一起,当时没有参考对象,一帮年轻人一起摸索。这帮人大部分都是“80后”,好几位是1989年出生的,所以“70后”潘斌龙最大,大家给他起名叫“大潘”。由于年轻人多,“爱笑会议室”的喜剧形式也受到了这些年轻人的影响,与正统喜剧的形式非常不同,潘斌龙管这种新方式叫“直接给包袱”,不埋包袱,不铺垫,甚至连台上的表演很多都是即兴的。因为节目量太大,使得这些段子没有时间去落实到严格意义上一句一句的剧本,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然后凭借演员间的默契程度,录节目时在台上共同表演。“大家说个大概的意思,然后就去演,看到哪儿应该转一下就转一下。所有段子在拍摄时都是一条过。”潘斌龙记得那时期最大的收获是台上临场发挥能力的增长,他后来在台上随时都能瞬间判断出一个包袱抖出去会不会响。

当时的团队很稳定,没有人挖墙脚,因为没有其他相似的节目存在。但最后,正是这种电视真人秀节目在当时的特殊表现和运营形式,使得这个团队最终四散而去。

“爱笑会议室”一周一期节目,每月底录一次,一录就录一个月的节目量,最少28个段子,最多的时候60个段子。为了想段子,一伙儿人就在公司的排练厅里每天下午排练晚上回家,这样持续两周多,直到录节目前一周开始熬通宵,把所有段子排练一遍。“一开始熬两三天通宵就行,后来越熬时间越长,一直到需要熬半个月通宵。”潘斌龙称那时的生活就像“计件工人”一样,是为“集体的焦虑”。

崔志佳的焦虑更严重。那时乔杉、修睿和他是主要负责写剧本的人,长期沉重的编剧压力让本就内向的他患上了抑郁症。“每天自己坐在小屋里想剧本,一天也不说一句话。就是不愿意上台,上台就是为了下台,我每天不高兴,心脏难受。”崔志佳先去检查了心脏,没有问题,又去北医六院精神科做了检查,被确诊是抑郁症。“我怎么找了个喜剧的工作还给自己弄上抑郁症了?”

赚得少则是另一个现实。2010年他们的节目已经很火了,但繁重的节目录制压力让他们完全没有时间参加其他商业活动。张子栋先离开,选择去拍电影,随后张一鸣也离开了,乔杉、修睿和崔志佳同时离开,然后潘斌龙也走了。

张子栋、张一鸣参加过后来逐渐火起来的舞台喜剧《开心麻花》,乔杉、修睿参加过大鹏的网络剧《屌丝男士》。崔志佳为了养好抑郁症,在家歇了一年多,后来因为当时私自离开,与“爱笑会议室”节目组打了官司。潘斌龙最忙,他参演了喜剧电影、网络剧,又去参加了电视综艺节目,但并没有多少人认识他。直到拉上从抑郁症中康复的崔志佳参加了东方卫视“欢乐喜剧人”节目,成立了“大潘佳佳”组合。

转机和未来

参加“欢乐喜剧人”的选手都是喜剧行业中最优秀的人,岳云鹏、小沈阳、沈腾之流代表的中国目前最成熟最强的喜剧形式在同一个舞台上比赛。潘斌龙最大的感受是“欢乐喜剧人”仿佛各大武林门派在切磋武艺。“大家都能看出来,这个包袱是开心麻花的,那个一看就是德云社的包袱,这个则是‘爱笑会议室’的。”

潘斌龙和崔志佳就这样从第1期一直演到第12期,与辽宁民间艺术团、德云社和开心麻花这三个“第一梯队”一起留在舞台上直到最后一轮。潘斌龙觉得“欢乐喜剧人”是把喜剧放在一个综合性的舞台上,这个比赛上的小品与春晚的小品或者其他舞台上的小品都不一样,它需要有一个很强的“记忆点”,完整的故事和逻辑,体量大,消耗的故事也多,潘斌龙请来贾玲的编剧帮助他们。“如果说我们做的‘爱笑会议室’叫段子,那‘欢乐喜剧人’则叫作品。”

与“欢乐喜剧人”相同,“笑傲江湖”同样是把不同形式的喜剧放在同一个舞台上,因此与语言类喜剧节目相比,其他形式的喜剧在这样的比赛中非常吃亏。俗话说:“相声绑住腿,哑剧缝上嘴。”

叶逢春、马朋组合在参加“笑傲江湖”时就被“缝上嘴”。“哑剧没有语言去烘托现场气氛,不像语言类节目、脱口秀节目,一张嘴场子立马就活起来了。”叶逢春说道,“比如你想表达‘我饿了’,这还可以用哑剧表现,但你就没法表现出‘我想吃蛋炒饭’。”这对于需要完整故事的喜剧比赛来说非常有挑战。

卢鑫、张玉浩则是“绑住腿”的那两位。“小品、话剧、二人转,都可以凭借舞台的声光电,但相声就俩人,一张桌子,穿个大褂,你还要比他们效果好。”两人并非科班出身,本来想着能进复赛,在复赛中被张鹤伦对决掉,回到西安就能凭着名气涨身价,但没想到两人和张鹤伦一起进了决赛。

面对郭德纲做评委,更是让他们紧张得不行。郭德纲曾经在选秀现场说过:“这么多参赛的相声演员,他们说的相声我要是笑了,那我就没资格坐在这里了。”“他坐在那里要是笑了,我肯定想,‘坏了,我说错了’,他要是不笑,我们更紧张。”卢鑫说道。

此外小品类喜剧节目多少会请各类编剧团队帮忙协助编写剧本,但对于相声和哑剧来说,由于太过专业,大部分情况需要演员自己编写剧本,而编写剧本的压力非常之大。“参加电视喜剧选秀不像我们在小园子里说相声,三句话就需要有一个包袱,太费节目了,我们在初赛就基本上把这两年的新玩意都用了。从复赛开始到决赛,我们都是绞尽脑汁在想本子。”最终卢鑫、张玉浩的相声组合获得了今年“笑傲江湖”的冠军。

而叶逢春、马朋的哑剧组合在去年“笑傲江湖”上的成功立即让他们获得了更高级别的认可。在他们准备“笑傲江湖”决赛的时候,接到了央视春晚的电话,让他们去参加排练。那时从1983年首届春晚王景愚的《吃鸡》、1984年春晚游本昌的《淋浴》后,已经30余年在春晚舞台没有出现过哑剧小品了,而当时全国演哑剧的演员也超不过10个人。“可能春晚导演觉得我们这是一种新的喜剧形式,很独特,所以希望我们能上。”结果他们一边准备“笑傲江湖”的决赛,一边参加央视春晚的几轮排练。通过春晚终审之后两人的压力非常大,但在春晚彩排的最后一轮被刷了下来。

“喜剧选秀节目救了我们这一帮人,不管以前我们是演小品的、演搞笑节目的,还是说相声的,它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称谓,‘喜剧人’。”潘斌龙说道。

固然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承认喜剧形式在各类媒介上存在三六九等,但在通过选秀节目成名之后,面对电影、电视剧、网剧,以及其他电视选秀的邀约和机会,他们依然会心存区别。通过电视喜剧选秀,从纯粹的喜剧行业踏进了娱乐圈,他们的职业规划依然迷茫。

“笑傲江湖”结束了,在进了决赛,差点上了春晚之后,马朋再也不想回夜场了。“夜场也给我打过电话,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脱离这个东西。我想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比如拍拍戏,陪陪老婆孩子。”马朋想以后建一所哑剧学校,对全国喜欢哑剧的爱好者进行教学,再通过公司让大家可以去拍戏。叶逢春也在决赛之后一口气接了四五个演网剧的工作。“反正现在的状态就是有活就干。”

然而即使叶逢春、马朋离开了,其他人的夜场生活还是会继续。当然,他们一起工作了十几年的夜场同行们也有很多效仿他们去参加了电视喜剧选秀,但绝大多数喜剧从业者们在夜场昼夜颠倒的现实状态还是会继续。

在“笑傲江湖”夺冠后,卢鑫再也没有接受婚礼司仪的邀请,张玉浩也没有回到西安广播电台上班,而是在上海租了个房子,这对年初参加节目前的临时搭档一下变成了合作伙伴。“在这边创作东西,因为这边离媒体更近,也能多在节目上露露脸。我们想让相声通过电视让更多人看到。”他们两人都再也没有回到西安的青曲社说相声,而是计划明年组织一轮40场的全国巡演。

在“欢乐喜剧人”坚持到最后一轮后,潘斌龙和崔志佳今年又分别去参加了浙江卫视的“喜剧总动员”,一个喜剧人搭一个影视明星。“电影是可以留下来的作品,电视剧时间长但挣得多,电视真人秀节目也还会接,以后什么形式的喜剧工作都接,先与谁签就去给谁家干活。”潘斌龙说道。

北京的初冬夜里,潘斌龙主演的话剧《仲夏夜之梦》在保利剧院上演,这只是全国巡演的开始,话剧的导演是林兆华。“我从不看电视。”潘斌龙还记得几年前他在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赵立新把他介绍给林兆华的时候,后者说过这样六个字。

《仲夏夜之梦》是林兆华第二次找潘斌龙来演他的话剧,前者用中国民俗喜剧的方式来表现莎士比亚的这出戏剧,在春晚歌曲、二人转、陕北民歌和昆曲扮相的混合下,潘斌龙用他从“爱笑会议室”时期就有的尴尬和笑场风格,表演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故事。

就在这次巡演开始几天前,潘斌龙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抱着胳膊坐在我对面,他总结不出什么中国喜剧的发展方向,也说不出林兆华这部话剧的实验性。“说实话,很多演员觉得电影比电视强,话剧更艺术,但是我觉得还好。”他说,“‘大导’的追求不一样,他特讨厌话剧腔。他对自己看得上的演员特放心,他告诉我,这次是喜剧,要打破话剧以往的那种表演形式,没有太多内涵的内容,你就闹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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