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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敬龙杀人案:分裂的村庄(3)

2016-11-15 17:05 作者:吴琪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46期
拆迁引发的北高营村的分裂,远没有随着一起恶性案件而终结。或许正如此案律师意见书中的那句话——“拆迁中,所有人在推土机面前,都是弱者。”

 

隐秘的裂痕

如果翻看北高营村在拆迁前后的资料,何建华从当上村官初始,关于他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为此北高营村委会在2010年出过一则声明——针对近日某些网站上出现的有关我北高营村委会书记何建华“涉黑”事件,在此我村委会及村委会法律顾问郑重发表如下声明:所有关于何建华的“涉黑”报道均为虚假传闻,系个别组织或个人极不负责任的造谣诽谤行为,该报道已严重损害了我北高营村委会书记何建华的名誉权,亦严重影响了我村委会的声誉,对此事件的始作俑者我村委会已申请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要求严惩造谣诽谤之人,并将保留对某些网站或媒体的不实报道采取法律手段的权利。

在名为“北高营吧”的百度贴吧里,村民们对何建华的评价处于两个极端。有人表示支持他:“好不容易村里看到希望了,又被调查了!贪是每个官都有的现象,关键是看看他贪的时候想没想为大家办事!可是他为村民办正经事了,为村里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大家说在网上肆意散播这样有什么好处,那些没有事实根据的事到最后阻碍的只是北高营的发展!”

这样的言论马上会被另外一些人严厉攻击,被讥讽为“好多狗在巴结何建华”。人们对待“钉子户”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一部分认为“钉子户”是好样的,不向恶势力屈服,另一部分人则严斥“钉子户”拖了大家的后腿。

当我走在北高营新村,向村民们打听起何建华与贾敬龙时,人们的态度也鲜明地分成两派。只是这种态度的表达相当隐秘,大家很少当着别人的面表明看法,而是更欢迎我去他们家坐坐,然后慢慢说出自己的想法。一个接近80岁的老人张大力(化名),一定要向我讲述他状告何建华的事情。按照他的说法,他的三个儿子虽然分了九套房子,但是其中老二家的老房子面积超过200平方米,所以拆迁是不划算的。当年他跟何建华谈条件时,何建华曾答应他,以后会将回迁房里两栋楼的工程给他家,让他家去找施工队,从而赚些钱。但是最后这些口头许诺并未兑现。

张大力(化名)走路颤颤巍巍,但是他仍然勤勉地跑了石家庄不少政府机关,要告何建华的状。我向他提到,何建华早已被贾敬龙打死了,张大力表示知晓,但他仍然坚持告状,希望有人兑现何建华曾许诺的好处。而张大力的大儿子和三儿子的旧房面积,均没有达到200平方米,拆迁显然对他们是有利的,老人对此事只是简单提及。他要求我一一记下他口述的何建华的几大罪状,比如:村子里有七八十亩的土地,何建华挖沙卖给了别人,共计好处八九千万元,这些钱到哪里去了?他对我们全村老房子价值的评估,离市里的规定有差距,他欠村民1.3亿,这些钱到哪里去了?……

对于打死何建华的贾敬龙,张大力并无印象,他也没有任何评价和情感的波动。对他来说,何建华许诺给他的好处总是该找人兑现的。“别人不敢说,我这把年纪了,我怕什么!”

张大力对于何建华贪污的说法,与贾敬龙主张的告状书,有着类似的逻辑——凡是自己认为不公正的事情,都是何建华在作恶。村庄里的人们,根据他们对拆迁的具体权益的计算,以及距离村委会权力的远近,将自己的满足之情或憎恨之意,都投射到了何建华这个具体的人身上。

有些在法律上看来并不平等的事情,在北高营的农村乡俗里又被完全接受着,比如男孩和女孩权益的不同。在北高营村拆迁之前,家庭里因结婚而分家的男孩,按照单独一户计算,因此在拆迁中有三套楼房。而这单独的一户家庭里,如果有两个男孩,则另加一套楼房,也就是共分得四套房。于是像村子里70多岁的张仙霞(化名),她的三个儿子在拆迁前都已分家,各得三套房,其中她的大儿子家有两个男孩,所以老大家分了四套房。这样算起来,张仙霞家一共分得了十套房。在北高营村,这是一个符合乡俗的做法。

比较起来,贾同庆家只有贾敬龙一个男孩,而他在拆迁前并未分家,所以贾同庆家一共只能分三套房。贾雨虹和何家连都说,十根手指头还长短不齐呢,这分房子的事情,永远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贾雨虹说,村里人人都希望分到位于一层的房子,因为以后可以出租做门面,更值钱。她为此事直接找过村支书何建华。“我家在第一批拆迁户里,是报名拆迁比较晚的,所以挑房子排在后面,这点我没话说。我希望住一楼,去跟我叔(何建华)说,我叔说不行,说我这栋的一层得留给谁谁家里。为什么呢?因为我叔说他家老人腿脚不好,没法爬楼梯。最后确实是这样,一楼全部分给了老幼病残,我服气,没话说。”

贾雨虹与何建华并没有亲戚关系,但是按照村里的习俗,下辈人叫长辈“叔”“伯”“婶”,是一种礼貌与亲热。在她看来,何建华有魄力把拆迁的事情安排好,是一种超出常人的能力。“你去打听打听,哪个村官选举的时候不给大家发钱?那不叫事儿。人家在当支书之前,就是村里的富户,他如果只顾自己,可以不当村官啊。是大家希望村子有发展,希望他这样的能人带路。”贾雨虹说,在何建华当村支书之后没多久,因为拆迁的事情,有人雇人捅了何建华肚子两刀。“他在被捅之后没有退缩,还是接着干了下来。幸亏他那次没死,那时拆迁刚刚开始,他如果死了,什么名声也没有。这次死了很可惜,但至少留下了成绩。你看看这些房子,没有他在,不可能建得这么顺利这么好。”

对于贾敬龙的行为,贾雨虹讽刺道:“你贾敬龙有胆量开枪打死他,你怎么没胆量去敲开他家的门,与他当面谈条件呢?你就直接说:叔,我那房子值钱,你再给我多补几万。没准你天天去磨叽,这事还真能成。人家村干部在那儿为全村人操心,你小子倒好,有仇恨埋在心里,把人家给打死了。”

在与何建华共事的几个村干部看来,何建华确实能力强,敢于做决断,不过整个村委会的事情,不可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是,他们叙述的每一项重要决定,又都归于何建华个人的胆识。比如当年北高营村决断快速拆迁,是因为何建华不希望村民流离失所,为了等回迁房而四处租房。所以何建华把整个北高营村分为12个区域,除了第一批拆迁的人在外面租了几个月的房子,其他居民基本上不用离开村庄,可以很快住进新盖的楼房里。再比如何建华迅速给村里老人办好养老和医保,还给全村人每月免费发油、米、面。为了筹钱办这些事情,北高营村不是每户免费给300平方米房子,而是让大家出几万块钱买其中100平方米的房子,“最后好处还是给了集体啊”。

而北高营旁边的南高营村,体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拆迁风格。这个上万人的大村在几年时间里纷争不断,村干部换了好几拨,最后按照每一户的房屋面积来补偿。北高营村人对此又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有的人说,就北高营村的人傻,村里说什么就是什么。也有人说,南高营村的人在外边流浪了好几年还没回迁,一些老人和病人没有死在村子里,这是难以接受的事情。

在城市整体化的拆迁里,村委会到底有多大的决定权,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显得含混不清。这也正是法学教授何海波所指出的——“贾敬龙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书认为,村里拆贾敬龙的老房子不是违法强拆,是依法强拆。但这样一来,问题更大:谁给了村委会强制拆迁的权力?拆迁协议没有给村委会强制拆迁的权力,法律更没有给它强制拆迁的权力。”何海波的主张支持了贾敬龙的想法,村委会的强拆确实是有过错在先,而且贾敬龙作为独立个体可以主张自己的权益。只是贾敬龙选择了一种极端的解决方式。

这种隐晦不清的权力,最终也并没有保护它的代表者——村支书何建华。正是人们对他的权力有了太多主观猜测的空间,最终导致他的死亡。在北高营新村的回迁楼里,一个广告栏贴着的广告上写着:“简单生活,幸福快乐!老村长酒!”在一个村干部被枪杀的村庄里,它显得那样刺目。

2015年大年初一,何建华在村子东头广场上的团拜会正向村民许诺,要让所有人在2016年“五一”之前分到他身后正在修建的楼房。他说完话,刚刚下台,却随着一声枪响,倒在了地上。

如今贾雨虹还记着何建华的这句话,她扬起眉毛,对我说:“现在何建华死了,结果怎么样呢?村子里的事情反而更乱了,这房子到现在还没分好呢!”在乡村逻辑里,何建华有威信,他说怎么办大家不敢公开反对。现在每个人都要分到最大最好的房子,这房子反而分不下去。何建华去世后,他的儿子何志辉被村民委员会选为了村长。在私下里,人们又开始了新一轮对新的村干部权力的想象和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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