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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敬龙杀人案:分裂的村庄(2)

2016-11-15 17:05 作者:吴琪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46期
拆迁引发的北高营村的分裂,远没有随着一起恶性案件而终结。或许正如此案律师意见书中的那句话——“拆迁中,所有人在推土机面前,都是弱者。”

村庄里的“大势”与个人主义:乡村里的另一层逻辑

与贾敬龙生活在同一个村庄的人,经历了与他相似的拆迁全过程,对于贾敬龙的遭遇,却有着截然对立的看法。这些在真实生活中与贾敬龙有着同样语境的人,既非将贾敬龙看作绝对弱势的底层,也并不笼统将何建华看成权力的简单代表。

如今的北高营村,将“北高营新村”几个大字立在高高的拱门之上,进入拱门是颜色不一、高矮不一的各式楼房,仿佛一个拆迁成果的展示区域。从外观上来看,这片土地已经很难给人“村庄”的概念。虽然它依然离城市的核心区域有距离,但是气势上已不亚于其他城市楼盘。北高营新村附近,是宽阔的六车道马路以及两旁绿树草坪装饰着的人行道,反而没有城市里的拥挤局促。只是在多栋楼盘的背后,仍有大面积的建筑工地与荒废的土地,显示着这里还在大刀阔斧的开发之中。

楼盘外宽敞的一条马路,成为北高营人的集市。几十个小摊贩沿着马路两边展开,在地上或小货车上摆满了玩具、衣服、水果、蔬菜、盆栽、干货等,它们基本囊括了北高营人的日常生活所需。原本宽阔的道路被挤得只剩下一条汽车通道,这如果在城市里属于需要整治的占道经营,但是在当地人的现实里,这就是一个满足了日常所需的场所。农贸市场比宽阔的马路更实用。

这或许正像2009年11月开始的拆迁,贾敬龙所强调的他对于老房子的感情,在不少乡亲看来是一种他们难以产生共鸣的情感,因为它不是那么符合乡村的实用精神。

与贾敬龙同属一个大家族的贾雨虹(化名)说,她这样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没干过多少农活,单纯说对土地有多少情感,是有些勉强的。大家显然更向往城市生活,“拆迁改造是村里的大势,哪家如果不愿意,总得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在她看来,对老房子的情感,是一个说不过去的理由。

贾雨虹如今住在北高营村第一批回迁楼里,七层楼的灰楼外观朴素,但是走进村民的家里,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家庭。“以前的房子冬天要自己烧煤,没有天然气供暖,也没有人到村里租房子住。现在我们这里的楼房,很好出租,你知道现在房价多少?1.2万元一平方米!每户人家都有好几套房,那些城市里上班的人,干一辈子还买不起一套房呢!”在贾雨虹的理解里,阻挡拆迁好比螳臂当车,不愿意拆迁的村民,说到底是认为拆迁给的价码不合适而已。贾雨虹说村里很多人都认同“发展”,对于只有土地优势的北高营村来说,拆迁改造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发展。

在北高营治保会任职的何家连(化名),五十出头,他将贾敬龙形容为一个辈分小的“小蛋蛋”。在村庄逻辑里,贾敬龙只是他父亲为户主的家庭成员而已。在农村,一个人只要没有结婚,几乎无法被当作独立的人。他没有任何独立的权益,村委会也就根本用不着与他打交道。所以在何家连的看法里,既然贾敬龙的父亲贾同庆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贾同庆母亲、贾同庆夫妻俩以及二女儿住进了一套三居室的回迁房里,那么就意味着接受了所有条件,拆除贾家的老房子也就理所当然,“贾敬龙如果有意见,应该找他爹去闹,跟何建华闹不着”。但是在舆论关注此事后,最高人民法院于今年10月24日接受了贾敬媛提交的《贾敬龙故意杀人案死刑停止执行申请书》,虽然至今没有回复,但是显然改变了贾敬龙原本已经执行死刑的命运。村里人并不能理解这件事情引起的法学界的争论,于是一些村民开始猜测,贾敬龙的两个姐姐是有背景的人。

被害人何建华的女儿何伟,对于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同情贾敬龙,感到非常委屈。她并不愿意出现在媒体前,但是她通过一封公开信,表达了自家的冤屈——父亲何建华带领全村脱贫致富,贾敬龙本来就与家人关系不好,他对拆迁的事情不满与家人有关,而不应该将怨恨发泄在自己父亲身上。

按照贾敬龙二姐贾敬媛的说法,在2010年底,贾父受到村委会压力被迫签字后,贾敬龙对他父亲确实有所埋怨。熟悉贾家的贾雨虹说,贾同庆是个话不多又喜欢抬杠的人,贾敬龙也比较内向,两人平日里“说不着”。2007年贾同庆建二层楼房屋时,与贾敬龙闹得不太高兴。这段纷争,在贾敬龙案件开庭时再次被提及。贾敬龙希望按照城市人的样子,把楼梯建在屋里头,做成旋转楼梯挺漂亮。但是贾同庆按照当地村子人的习俗,认为楼梯建在屋子外边更好,一楼更显宽敞亮堂。

贾雨虹曾劝双方,她对贾同庆说:“伯,你当年为了生这个老三,一家人东躲西藏的。现在儿子大了,你反而跟他置气?以后你老了靠不靠他,这房子建好了到底谁住得更久(当时还没有拆迁的说法)?楼梯建在屋里就屋里呗。”贾雨虹也去劝小兄弟贾敬龙:“这建房是你爸出钱,你不出钱就别提要求了。”最后,楼梯还是按照贾同庆的想法建在了屋外。在法庭上贾同庆说,他曾给儿子扔出狠话:“我和你妈住一楼,你住二楼,以后你就别进一楼屋里。”贾同庆说他并不清楚,后来拆迁时为何儿子执意要在老房子结婚。他曾让儿子在楼房里结婚,但是贾敬龙不愿意。

贾同庆代表贾家在拆迁协议上签字之后,父子俩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贾敬龙曾向父亲说道,如果拆了旧房就死在旧房子里。后来贾敬龙为了结婚,在旧房里精心装修,贾父从来不管不问,也没有去看过。

在命案过后,贾敬媛显然不愿意向记者过多提及家里父子间的矛盾。她只是不经意地提到,弟弟贾敬龙是一个心比较细的人,旧房子有他的心血,同时他对房子的价值比别人看得透。他觉得自家旧房子是2007年建的,并不陈旧,这个二层小楼按照城市人的说法,就是一个别墅。“他说,城市里这么一个别墅可值几百万。石家庄市里的房子当时1万多一平方米,可是地价比楼房值钱,涨价也快。人家拿出几百万,也买不到他这样的二层楼。虽然自己盖的房子没有证,但是住着一点不比别墅差。”

贾敬龙显得矛盾的价值观,在拆迁这件事情上进一步放大了。一方面他对生活的想法和要求与城市人无异,有深刻的平等观,对个人权益的追求也是独立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忽略了乡村现实的强大力量:在法律层面,农村的宅基地并不能自由流通,因此不具备他认为的市场价值;在乡俗上,他只是依附于户主(父亲)的家庭成员,权益并不独立;在经济能力上,贾敬龙也并没有像乡村里的强人那样,通过打拼拥有完全独立于家庭的经济能力。他既依附于家庭与农村的现实,又接受着城市里作为独立个体的意识启蒙,在乡村里显得有点与众不同。只有由于没有任何外显的优势条件,贾敬龙与他的想法,并不为人注目。

贾敬龙在2013年订婚后,表示自己5月结婚,他说他曾托亲戚向何建华说情,至少让他在老房子里结婚,住一段时间以后再搬。但是何建华依然让人分两次强拆了他的房子,导致未婚妻和他分手,生活陷入绝境。

但是在乡村现实里,一位村干部对他的述说有着不同的解释。“在2013年5月7日强拆贾敬龙房子之前,我们已经把第二套回迁房的钥匙给了他家人。你家不能既要楼房,又不肯拆老房子啊,哪有这样的好事,我们以后在村里还怎么开展工作?”而贾敬龙把婚房放在老房子里,在村干部看来是一种“赌博”,想借此要得更多好处。“他可以说先让他结婚,获得舆论同情。可是等他真的结了婚也不会搬的,他想要的太多了。”对于未婚妻分手一事,贾敬龙的前女友提到,旧房强拆后贾敬龙情绪总是特别激动,不能调整自己,她父母觉得贾敬龙脾气不好,因此让她分手。至于贾敬龙强调的他家没有分到第三套房,在北高营村人来看,这太正常了。大多数家庭都没有分到第三套房,特别是在何建华被杀之后,村里的拆迁和还建工作效率降低了。“只有拆了老房子才能建新房,如果都占着老房子不让,谁能住进新房里呢?”

在贾敬龙心里,这种与村委会权力的对抗,他有完全的法律条文的支持。在举报材料里,他列举出村委会拆迁协议里的霸道之处,认为这份不平等协议没有效力。他也通过在网上查资料,获悉家里每个成员都有对财产的权益,因此他可以主张自己对拆迁的权益。贾敬龙将材料整理出来,向石家庄不同的政府机关举报何建华,但是没有获得任何使他满意的答复。

不过在贾敬龙居住的村庄逻辑里,北高营村人对拆迁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贾敬龙所主张的那些权益,他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向村民提及。当今天各路记者、法律人士为这个案件频频造访北高营村时,村里人才通过这些远道而来的外人,明白了贾敬龙在法庭陈述时的主张。这些与贾敬龙生活在同一个村庄的人,听着他的这些主张,好像在听一个遥远的人讲着一个他们所不熟悉的事情,既吃惊又迷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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