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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敬龙杀人案:分裂的村庄

2016-11-15 17:05 作者:吴琪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46期
拆迁引发的北高营村的分裂,远没有随着一起恶性案件而终结。或许正如此案律师意见书中的那句话——“拆迁中,所有人在推土机面前,都是弱者。”

村民贾敬龙杀死村支书何建华一案,在今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立即执行之后,掀起了舆论上的巨大波澜。多名法学家认为,贾敬龙罪不至死,他在村委会强拆房屋之后求助无门,最后导致“一个违法的私力强制引发了一个恶性的私力报复”。

案发的北高营村作为一个具体而微的村庄,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城市化的缩影。原本善良柔和的贾敬龙,与原本被看作村庄致富能人的何建华,因为拆迁而站到了生死对立面。现实生活中的弱者贾敬龙,最终选择用一把射钉枪,将“受害者”的标签扔给了何建华。

拆迁与村官命案

如果不是因为贾敬龙在法庭上被判死刑后的自辩词,他作为杀人犯的遭遇,并不会引起舆论的太多注意。在村里人看来,1986年出生的贾敬龙,是个极为普通的年轻人。老实,没脾气,1.67米左右的身高,相貌不出众,能力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他平时不太爱说话,因此被认为性格内向。

拆迁之前的石家庄市北高营村(摄于2006年10月)

拆迁之前的石家庄市北高营村(摄于2006年10月)

 

在贾敬龙内心翻起惊天波澜的仇恨,村里少有人察觉,虽然他仇恨的对象每个人都认识——村支书兼村主任何建华。2015年的大年初一,贾敬龙用早已准备好的射钉枪,在公共场合一枪夺去何建华的性命,他的仇恨才以一种暴烈的方式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贾敬龙所在的北高营村,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东北部。在当地媒体的描述里,这是一个“被城市遗忘的角落”。从北高营村再往北跨过太平河,就是正定县,所以村子处在城市与县城的夹缝中。北高营村并不大,村里500来户人家,2000来口人。在2009年随着石家庄市的“三年大变样”而进行大规模拆迁之前,北高营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老一辈在家种地、种蔬菜和果树,有人也兼打零工,年轻人一般在附近的厂子打工。

而贾敬龙与何建华的摩擦,全部因为北高营村的整体拆迁而起。在2009年之前,因为高速公路等建设,北高营村的土地已经在逐步减少,但是规模不大的征地,对农民生活没有决定性的影响。2009年2月,石家庄开始了“三年大变样”的改造,这年通过竞选上岗的北高营村支书何建华,迎来了全村人最重要的历史时刻。

原本偏僻的地理位置意味着缺乏致富机会。北高营老一辈的人说,因为贫穷,这个村子的人总是被周围村子看不上,北高营的孩子们不太好找对象。根据整个石家庄市的规划,该市3年内旧城改造拆除建筑230万平方米,城中村改造拆除334万平方米。城市格局由过去的主城往外扩张,优化为今后的组团发展,城市的定位变为“环渤海第三经济增长基地”。这些陌生的词语和庞大的拆迁数字,对于村民来说,并不好理解。他们只知道,当村委会下达拆迁通知时,他们过去的生活即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北高营村将由偏僻之所变为“北部新区”的中心地带。而拆迁对于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个体的意味,又不尽相同。

在2015年10月20日的一审法庭的最后陈述中,贾敬龙以一种平日里极为少见的袒露心扉的方式,描述了拆迁后他的绝境。即使是贾敬龙的家人,也是从这次陈述里,才知晓他内心的全部图景。

依据贾敬龙的说法,村支书何建华家族,是“北高营第一大户,仅何氏家族内就有数百人,加之何建华党政一把手苦心经营,排除异己,网罗心腹,大队上上下下尽是何建华‘顺眼’的人。虎父无犬子,其儿子何志辉又扛起党政大旗,仅大队里所有吃皇粮的就大几十人。”贾敬龙讲述了一个村官家族把持权力,这种权力还在村庄里世袭的故事。

1958年出生的何建华,在竞选村干部之前,是村里少数曾外出闯荡、依靠经商致富的人。他个头高大,说话爽快,做事情有决断。喜欢何建华的人,称赞他有见识有魄力,他和弟弟一家都靠办炼油厂致富就是例证。那些希望何建华当干部的人认为,何建华是因为在个人富裕之后希望带动整个村子的发展,所以才来当村官;不喜欢何建华的人,则认为他为人霸道,说一不二,但因为通吃黑白两道,村民敢怒不敢言。

本来何建华的个性特征,对于村民们来说,只是见仁见智。但是因为拆迁过程涉及每个人巨大的经济利益,何建华被人们看作村庄权力的象征。这种权力对自家来说,到底有利还是不利,使得村庄迅速形成了意见完全不同的两派。

贾敬龙站到了反对北高营村拆迁方案的一队。2009年11月29日,村委会公布了《北高营村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办法》,按照该办法评估,贾敬龙家位于村东头的二层房屋及平房评估总值为19.3999万元。这些钱并不是直接给拆迁户,而是根据还建的楼房情况,拆迁评估的费用多退少补。

按照石家庄市规定,旧村改造时,每户村民家都补偿300平方米的房屋。北高营村的具体实施办法是,每户村民补偿三套房子,其中200平方米属于旧房免费置换,另外100平方米则需要出钱购买。回迁房是一批批建成,每一批房屋的购买价格不尽相同,有的每平方米900元,有的每平方米1400元。每家人房屋评估的价格有差别,要购买的房子也略有差别,所以有的人家要给村里再交钱,有的则是可以得到几万元的拆迁费。总的来说,村民们基本上是以宅基地换来了三套共计300平方米左右的楼房公寓,有些另外还能得到几万元补偿费。

相对于周边村子来说,北高营村的拆迁标准显得十分统一。不管每一户宅基地的大小,或是建造的房屋面积有多少,补偿标准都是一样的。村委会给出的说法是,北高营村的户均房屋面积是200平方米,那么拆迁时就免费给200平方米楼房,另外100平方米出钱购买。

于是“200平方米”成为拆迁时的核心词。建筑面积多于200平方米的家庭,往往觉得自己亏了,尤其是拆迁前几年刚刚盖新房的家庭;对于面积明显少于200平方米,房屋还比较破旧的人家来说,这个方案挺不错。

热爱生活:杀人犯的内心画像与自我表述

贾敬龙家所在的宅基地,以贾敬龙的父亲贾同庆为户主。1979年贾同庆在宅基地上建了平房,2007年贾同庆拆除老房子,在原址上建起了两层楼房。

据贾敬龙后来多次举报时的材料,他说自家建二层楼房花了20多万元,因此觉得补偿标准太低。他们一家人都不愿意拆迁,但是由于村里给不配合拆迁的家庭停发了福利,贾敬龙80多岁的奶奶领不到养老金,贾同庆夫妻的福利后来也被停止,因此贾同庆被迫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并且随后搬进了一套三居室的楼房。贾敬龙认为拆迁的合同没有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是无效的,他仍然住在村东头的老房子里,并且将这里精心布置成婚房,准备于2013年5月25日结婚。

贾敬龙的婚房,在他结婚前18天被村里雇来的“小痞子”动用推土机拆掉了。来人还打伤了贾敬龙和他家人,强拆了他的婚房。这一段强拆的视频,如今在网络上仍能找到。贾敬龙说,强拆房屋导致他的生活一步步陷入绝境:未婚妻与他分手,家族的人因为受到压力而孤立他,他失去了工作,不得不去劳务市场找零工。

贾敬龙在一审法庭上讲述了他对于何建华的理解,从言辞来看,他的很多描述更接近于村庄传闻:“那何建华何许人也?住过劳教离过婚,吃喝嫖赌无恶不涉,上任之前突击入党。选村长选书记,花费上百万元。上任没两年把北高营村耕地全部收回,全部荒置;把北高营地面上20多家民营企业赶跑;旧村改造,制定全石家庄地域最低补偿标准,标准倒数第一,绝无并列。还曾说过哪个村拆迁不死人?这哪里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村民提及无不背后喷之,有村民给他写打油诗,民愤极大。”

贾敬龙认为村里所有事情都是何建华说了算,于是他把自家拆迁的遭遇,与村子里听来的何建华贪腐的传闻结合起来,在心里越来越仇恨何建华,慢慢地他有了杀掉何建华的想法。在从未参与村庄权力运作的贾敬龙眼里,何建华就是所有事情的决定者。至于何建华的负面信息,哪些是确有实据,哪些又是道听途说,贾敬龙从未想过分辨。

贾敬龙的这种性格,从他一审和二审的代理律师李玉克那里,能得到一些佐证。在李玉克看来,贾敬龙比较固执,有一种他自己所认定的“侠义精神”。李玉克告诉本刊记者说,贾敬龙认定何建华蛮霸乡里,村民敢怒不敢言,唯有他有胆量“为民除害”。所以不管是案件的一审还是二审,面对死刑的判决,贾敬龙表现出一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豁达。他被自己内心的英雄主义所感染,觉得死刑不可怕,但是人们一定要知道他除暴安良所做的牺牲,以及他杀掉何建华后并未逃跑,而是驾车去自首。

在2015年大年初一杀死何建华之后,贾敬龙的案子并未引起舆论多少注意,但是在今年10月,它突然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案件经过一审二审的死刑判决后,今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贾敬龙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判决。就在死刑核定书送达的这7天之内,舆论关于贾敬龙“罪不至死”的讨论到达高峰,一些法学家也高声呼吁“刀下留人”。

主张“贾敬龙不该杀”的法学界人士认为,北高营村委会强制拆迁没有法律依据,是违法拆迁。它侵犯了贾敬龙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激起了贾敬龙报仇杀人的心思。清华大学法学教授何海波说:“一个违法的私力强制引发了一个恶性的私力复仇,这是整个故事的要点。”法学博士陈霭婧认为,此案不该顶格量刑,“如果直接顶格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既绝了被告人向善的可能,又昭示向善的无用”,并不利于恢复乡村秩序。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刘红,最初因为从网上看到贾敬龙的一首诗,而对这名杀人犯有了同情心。诗中写道:“人生一世草一秋,悲躯屈膝男儿羞;既有舍身取义志,何惧此刻性将休。”她在走访了北高营村,与贾敬龙家人、律师、前女友交谈之后,认为贾敬龙“重情重义、酷爱生活、细腻知理”,强烈呼吁贾敬龙罪不至死。而贾敬龙在庭审的陈述中,描述了自己的温柔细心和“小富即安”的生活愿望,正是他激起舆论同情的重点所在。

贾敬龙说:“我温文尔雅,热爱生活,珍惜生命,我有太多生活雅好,我绣十字绣,我种的花有100多盆,在北高营算养花第一人了,哪家小孩得了脖疹都来找我要仙人掌。可以说别看我丑,其貌不扬,但我绝对外粗内秀。了解我的亲人朋友都晓得,我长这么大没和别人打过一次架,没敢杀一只鸡,然而正是我这样柔弱的人了结了何建华,而且堪称惊涛骇世,惊涛是人们惊诧原来兔子急了真咬人,骇世是因为涉及两个敏感区域,一个是村支书记,一个是拆迁。”

贾敬龙对自己热爱生活的描述,特别能唤起城市语境里人们的共鸣。这也正是他在舆论上获得许多陌生人支持的原因。从贾敬龙的陈述来说,他熟悉网络语言,知晓村委会无权强拆,当他的权益得不到保护时,他已经不能像父亲那一代农民一样隐忍。他在某种程度上,被网络上的陌生人看成是勇于反抗权威的底层,贾敬龙所在意的自己英雄主义的形象,在这些陌生人的群体获得了肯定。贾敬龙在庭审自辩时提到,他杀掉村支书的案子,使得石家庄受人瞩目,后来进到看守所的人,提到此案也非常赞赏,只是他不好意思“承认是在下干的”。

像贾敬龙这样的“80后”,身份上虽然是农民,但是他们基本与土地劳作失去了联系。网络社会使得他们获取的信息与塑造的价值观,与城市人几乎一样。网络带来的扁平世界,也同样在缩小城市与乡村人在认知上的差距。所以不管村委会或是村官,在他眼里如果不符合法律,并没有任何可以束缚他的权威。

比贾敬龙大三岁的二姐贾敬媛,打小与他比较亲密,在贾敬龙作案后,她成了为弟弟奔波的贾家代表。在不断被记者们约着见面的过程中,贾敬媛讲述中的弟弟是个情感柔软的人。“他从小就喜欢养小动物,用奶瓶给小狗喂奶喝。他也常常从邻居家要来一些小花小草,没有花盆就用破碗破盆,或者去垃圾堆找那种一次性泡面盒,有时候还尝试着用水泥做。谁家来串门都喜欢带一两盆走。”

而强拆婚房作为一个压迫性的外力,改变了贾敬龙的生活安排。贾敬龙在法庭上说:“我从一个正常人生轨迹上抛离出来,我无心于理想、事业,我本以为结了婚就会像所有人那样过上一种平实、温馨的生活。然而一切背道而驰……我一度跑到村北绿化带里号啕大哭,身旁石太高速上汽车飞驰而过,我切身体会到什么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我无力回天啊!……我都要被逼疯了,我一度患上精神强迫症,走路干活时我不由自主咬牙叫出何建华的名字,每天都要多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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