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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病人:“健康门”与美国总统大选(2)

2016-09-27 10:42 作者:刘怡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39期
当竞争对手是言行出位、充满不确定性的特朗普时,多数中间派人士或许更愿意把赌注下在希拉里这一边。而这恰恰是2016年秋天这场健康风波最吊诡的地方:希拉里众望所归,却可能在决战到来前自己垮掉。

老总统的困境

可以确定的是,随着人均寿命的继续增长和慢性病治疗手段的完善,六旬、七旬老人胜任美国总统一职的能力将比100年前有一个较大的提升。但有两项事实始终是无可辩驳的:首先,与更年轻、更健康的同行们相比,年龄较长或者在当选时就身患慢性心脑血管疾病的总统通常在第一任期内就会暴露出体力衰退、无法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问题。即使这些问题没有在第一任期内出现,他们中也很少有人能完成一个贡献更大、更为国民所称道的第二任期。其次,在年事已高的总统中,心脏病、神经官能症和血栓几乎已不可能通过治疗彻底根除。一旦它们第一次大规模发作,随后出现反复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并且两次发作之间的间隔期会变得越来越短。威尔逊、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无一能够逃脱这一宿命,而两位影响延续至今的大人物——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DR)和罗纳德·里根的例子同样说明了这两点。前者是唯一一位在当选时就存在明显身体缺陷的美国总统,后者在1981年上任时已届七旬高龄,比之前的三位总统年纪都长。

罗斯福历来以意志力坚强和思维敏捷著称,这在他的前三个任期内表现得相当充分。但当他迈过60岁大关之后,事情开始起变化了:动脉硬化症、高血压和阿尔瓦雷茨综合征的长期影响开始凸显。1944年3月,总统在体检中查出动脉血压高达185/105毫米(高压/低压)汞柱,而美国62岁老人的平均数字是140/70。受此影响,他的左心室供血不足,心力缓慢衰竭。5个月后,一次冠状动脉栓塞迫使罗斯福暂时卧床,书写困难和记忆力衰退变得越来越严重。糟糕的是,这时也是决定战后世界秩序的紧要关头,总统必须频繁地搭乘飞机和军舰前往数千公里之外,与英、法、苏以及其他盟国领导人举行旷日持久的会议,同时在国内还要应对托马斯·杜威州长和共和党的挑战。第四次选战最终打赢了,尽管罗斯福几乎无法坐着完成就职演说。到了1945年2月克里米亚会议期间,总统的健康状况终于影响到了他的日常工作——在日复一日的宴饮和寒冷的室外环境影响下,罗斯福完全无法集中精力抵挡斯大林在东欧尤其是波兰问题上的要价,丘吉尔抱怨说:“总统完全撒手不管了。”两个月之后,罗斯福在佐治亚州死于脑溢血,这正是高血压发展到最高阶段的结果。

罗斯福的殷鉴还暗示了另一种隐患:因为大多数总统都倾向于任用价值取向和年龄层次与他本人较为接近的幕僚,所以当总统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时,他的亲信们往往也身处类似的困境中,从而使大政方针的决策面临更大挑战。罗斯福在1944~1945年心力交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最信赖的幕僚哈里·霍普金斯罹患癌症(最终在1946年死去),而类似的情况在里根任内又重演了。年逾古稀的里根任用的重臣比他小不了几岁:威廉·凯西出生于1913年,曾为共和党竞选总管,1981年起任中央情报局局长,6年后死于癌症;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生于1917年,白宫幕僚长唐纳德·里甘生于1918年,国务卿舒尔茨生于1920年。正是这群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老人敲定了“伊朗门”丑闻中的诸多荒唐计划。而当美国在1985年开始向伊朗秘密移交第一批武器时,里根正在进行肠道恶性肿瘤和鼻部癌细胞的切除手术,凯西则在前列腺癌手术后的恢复阶段。换言之,年事已高的决策者甚至无力监控正在运行中的政策的整个流程,而这在上世纪80年代一般被认为是在苏联——由病入膏肓的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领导——才会出现的反常现象。

更何况,还有其他因素在给里根的身体添乱。1981年3月30日,他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门口遇刺,胸部中弹,此后再也不曾单独在公开场合出现。阿尔茨海默症的某些症状也已开始显露(尽管正式确诊要到卸任后的1994年),里根在不止一个外交场合搞错了外国领导人的姓名和所属党派,并在内阁会议上大打瞌睡。民众只有在极少数场合才能窥见总统的窘境——尽管在1984年选战中的对手仅仅是平庸的前副总统蒙代尔(此人最终仅赢下一个州的选举人票),里根在电视辩论中依旧表现得语无伦次、不明就里。他最终依靠经验获得了连任,但专注于本职工作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在第二任期内,若无庞大的新幕僚班底的支持,里根几乎无法有效管理国家,而这种策略又为老布什所继承:通过压榨阁僚的精力来弥补总统频繁的注意力不集中。

但和一切老年人一样,里根又极其忌讳承认他的健康状况不足以胜任责任如此重大的工作。两个世纪的美国总统竞选传统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舆论氛围:承认身体存在疾病被视为精神软弱的标志,后者会被选民等同于缺乏带领国家应对挑战的能力。至于心理和精神疾病,更是不可言说的禁区,一旦暴露等同于政治生涯终结。1972年选战中,密苏里州州长托马斯·伊格尔顿一度被选定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但在媒体披露了他的抑郁症病史之后,伊格尔顿在党内信任投票中只赢得了一个州的支持,被迫放弃提名。而里根在长期隐瞒自己的病史的同时,并未放弃利用精神疾病的嫌疑攻击竞争对手。1988年8月在为继任者老布什助选时,里根竟然宣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是一位“残疾人士”,以影射后者的心理隐疾——曾因胞兄意外身亡和竞选州长失利疑似罹患抑郁症。杜卡基斯最终洗脱了自己的嫌疑,但他作为弱者的形象在选民心中已经变得根深蒂固。杜卡基斯最终仅仅拿下10个州的选举人票:尽管他的对手老布什从来都不太受人欢迎。

正是基于这些前车之鉴,尽管希拉里的身体状况远不能用良好来形容,但她在选战过程中依然对自己的实际病况讳莫如深,同时频繁地借助“上电视扭瓶盖”之类并不高明的做法宣示自己健康如常。显然,身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正令她的焦虑感进一步加剧:女性在传统上被视为软弱、需要保护的形象,而希拉里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一直试图营造独立、强悍的“铁娘子”形象。这使得她在健康出现问题时,更不希望激起选民的质疑情绪,反而要以尽可能夸张的“示强”姿态作为回应。整个民主党阵营的选战策略,显然也希望避免被特朗普打中痛脚。因此,在特朗普欲说还休地祭出“准备公布健康报告”这一奇招(身为男性候选人,他毕竟不能将攻击一位女性的健康状况作为正面战略)之后,民主党方面并未亦步亦趋地加以回应,而是继续质疑“大嘴”的纳税状况和政治经验,希图在本方优势较为明显的领域占据制高点。

一个相当微妙的问题在于:特朗普本人的年纪甚至比希拉里还要大一岁多;一旦他成功当选,将成为美国历史上初次就任时年龄最大的总统。尽管身材壮硕的“大嘴”看上去的确比步履蹒跚的希拉里精力更加旺盛,但人们绝不会忘记:里根在1981年就职时,也不曾暴露出癌症患者的本相。由于在一生中从未担任过需要长时间保持专注的政府公职,一旦特朗普开始组阁,势必比那些年长的前辈们更依赖亲信幕僚的判断力和责任心,而这恰恰是这位政治“素人”的短板:缺少一个由资深政界人士组成的智囊班底。

“挺希”的悖论

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尽管希拉里的健康状况早在三四年前就受到不少人的质疑,但在今年8月越来越多的蛛丝马迹暴露出来之前,对候选人身体和精神强度的质疑在选战中并未占据特别重要的部分。风暴眼始终是特朗普,从他出人意料的赢得提名,到他疑窦重重的商业经历和纳税状况。类似“基金会门”“邮件门”这样对希拉里极为不利的信息,在对特朗普的放大镜式观察之余被轻轻放过了。这当然不是正常现象。

是的,从《金融时报》的爱德华·卢斯到《纽约时报》的艾米·柯西克,全球范围内的美国传媒精英似乎形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同盟,在对特朗普的品头评足中小心翼翼地“忽略”了希拉里的一系列命门。诚然,这种选择性宣传并非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一个每天都在主动制造性别、种族、外交话题的“大嘴”当然比按部就班的常规人选更容易吸引眼球(反过来看,这或许也是筹款能力滞后的特朗普博取关注的策略之一),但早早地把特朗普和尼克松、沃伦·哈定等带有负面色彩的过往总统做类比,同时将希拉里这个公务生涯带有明显劣迹的资深政客当作捍卫美国民主的圣女贞德加以褒扬和歌颂,显然做得过火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印象是:为了掩盖特朗普的“大嘴”揭示出的美国社会族群分裂、隐患重重的现实,大批美国传媒、金融和政治精英们不惜无底线地美化相对而言行动更可预测的希拉里。毕竟,“骗子”看上去比“疯子”更容易接受一些。

于是,舆论场中出现了极其反常的现象:没有人再去追问克林顿基金会的海外捐款疑云和克林顿夫妇与形迹可疑的中东权贵之间的关系,没有人再去深究希拉里对之前十几年美国中东政策的进退失据是否应当负相应责任(她曾是反恐战争的公开支持者),甚至也没有人去查证9月14日黑客网站公布的关于民主党政府长期卖官鬻爵的文件是否具有可信度。关于“邮件门”的调查被反复拖延和简化,如果这一切发生在60年代,希拉里恐怕早已被提起诉讼、声名扫地。但在“特朗普旋风”面前,一切都变得温柔了——没有人再像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深挖“水门事件”一样调查克林顿家族的阴暗面,福克斯新闻、《赫芬顿邮报》和搜索引擎谷歌在力挺希拉里方面变得步调一致,对特朗普阵营则显得同仇敌忾。对“大嘴”的嘲讽、质疑和渲染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会让人产生这样的错觉:商业人物的言辞反复是万恶之首,政客的渎职和幕后交易则是必要的邪恶。

是的,这是一种足够聪明也足够远离风险的做法:特朗普的身后只有他的妻子、女儿以及远在白令海峡那一端的“好朋友”普京,希拉里身后则站着一整个总统家族、尚未结束8年执政期的奥巴马政府、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以及形形色色的利益关联集团。得罪特朗普的后果是可以承受的——即使是在赢得提名之后,他也未能获取共和党建制派的倾力支持。四分五裂的共和党需要特朗普帮助他们稳定阵脚、充当挑战民主党阵营的角斗士,但他们不会围绕特朗普完成领导层的更新换代,甚至也不很热心在选战中为“狂人”提供足够充分的资源。民主党方面则不然:尽管希拉里在2008年的初选中曾经是奥巴马的竞争对手,两人在经济、外交、社会福利政策上的见解也存在诸多分歧,但双方在党派利益上的交集足够充分。奥巴马在日前已经调整了10月份的日程表,声明将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为希拉里辅选,支持之意不言而喻。在这个时候对希拉里发起攻击,无异于和现任政府作对,却未必能获致足够多的回报。在这场站队之争中,媒体的立场已经确定了。

只是,如果希拉里真的因为健康原因被迫退选,抑或在最后阶段的冲刺中因健康原因未能竞选成功,那才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主流舆论花费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来洗刷前国务卿的污点,并通过集中攻击特朗普的方式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最后却因为最合常情却最不曾被预见的方式功亏一篑。即将年满69岁的前第一夫人在2015年之前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争议和负面观感,随后被密集的水柱洗刷干净,反差之大令人瞠目。但倘若民主党未能赢得11月的大选,舆论在感慨特朗普的离奇胜利之余,一定会回过头来对希拉里的种种痛脚穷追猛打。届时,刚刚被追捧为“美利坚希望”的希拉里将再度跌落泥坑,承受秃鹫们的围攻直至生命终结。

作为希拉里退选或当选后因病重无法视事的应急措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也已经依据其党章第七条第二款,开始讨论必要的候补人选。鉴于此前与希拉里缠斗到最后时刻的伯尼·桑德斯目前人望已经暴跌,而73岁的现任副总统乔·拜登在年龄上的劣势过于突出,目前被提名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的前弗吉尼亚州长蒂姆·凯恩(Tim Kaine)极有可能成为民主党的下一代“共主”。出生于1958年的凯恩与奥巴马(出生于1961年)属于一代人,同为民主党中生代领导层成员,也同为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只是在2008年的初选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出于“定向”阻击麦凯恩的考虑,提前推出年轻的奥巴马担当大任,致使希拉里在健康状况相对良好之时(当时为61岁)未能成功上位。8年之后,垂垂老矣的希拉里最终在利益交换、党内意见等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踏上“最后一英里”,与奥巴马同属一辈人的凯恩则成为其副手。或许,这位弗吉尼亚州参议员会像其前辈约翰·泰勒、西奥多·罗斯福以及杜鲁门一样,在某一天以副总统递补的身份入主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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