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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愤怒的局限

2016-09-02 10:31 作者:薛巍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36期
女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说:日常的愤怒是有害的,只有面向未来的过渡性愤怒是可以接受的。

义愤合理吗?

69岁的玛莎·努斯鲍姆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律和哲学教授,同时在古典学、政治学、南亚研究和神学等院系兼职。她已经出版了24本书,发表了509篇文章,获得了57个荣誉学位,现在仍每天锻炼90分钟。她的前任情侣包括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和奥巴马总统的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卡斯·桑斯坦。她还是“京都奖”得主,获得了50万美元的奖金,这是诺贝尔奖没有覆盖的领域中声誉最隆的奖励,获奖的哲学家屈指可数,其中包括卡尔·波普尔和尤根·哈贝马斯。

努斯鲍姆的新书名为《愤怒和宽恕:怨恨、宽大、正义》。英国哲学家朱利安·巴吉尼说:“当一位哲学家写了一本书,书名的6个字里有5个抽象的名词,你可能会担心这是一本读起来很吃力的、充满枯燥的逻辑分析的厚书。但如果作者是玛莎·努斯鲍姆,你就放心了。努斯鲍姆是她那一代人中最多产、最富洞见的思想家。她融合了哲学家对清晰概念和缜密思考的要求与小说家对叙述、艺术和文学的兴趣。”

 

多年来,努斯鲍姆一直在思考该如何看待愤怒这种情绪。20世纪90年代,她在论证所有人都有权拥有的10种能力时,她曾经与女性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争辩过是否应当把“义愤”加入这个清单。努斯鲍姆担心表达愤怒会导致的暴力,但麦金农让她相信,愤怒有时是“一种信号,表明自尊没有被轧碎,表明人性在被认为已经泯灭的时候仍在燃烧”。努斯鲍姆决定从一种更加正面的视角来看待愤怒。她说:“我当时认为我可能是被自己的历史欺骗了。”

2004年,她在《躲避人性:厌恶、羞耻和法律》一书中说,愤怒是建设性的,因为它要求正义。但是在对几百年来的哲学和宗教传统做了批判性思考、研究了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和甘地等人的著作之后,她认为,复仇的欲望会阻碍社会进步。要求正义不等于要求偿还。她在新书中说,愤怒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它源于软弱,最终是有害的。

她写道:“愤怒有害但很流行。即使人们承认它有破坏性倾向,他们仍然经常依恋着它,把它视为一种强烈的情绪,跟自尊和男性气概(或者女性对平等的要求)紧密相关。如果受到侮辱或不公正的对待时你不生气,人们就觉得你没有骨气、遭到了践踏。传统智慧认为,当有人不公正地对待你时,你应该使用合乎情理的愤怒羞辱他们,实施惩罚。”

努斯鲍姆提出,发火是一种愚蠢的做法。亚里士多德说,愤怒是一个人在他在乎的东西或人受到损害后的反应,而且这个愤怒的人认为这种损害是不公正的。亚里士多德还说,虽然愤怒很痛苦,它还包含要求偿还的希望。引起愤怒的原因是,严重的破坏、跟某个人的价值或关切的范围有关,以及不正当。这都是正确的、没有什么争议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成问题的是,愤怒的人希望得到某种偿还。如果你不希望得到偿还,你的情绪就是别的(比如悲伤),而不是愤怒。亚里士多德正确地指出,愤怒包含一种反击的倾向。当代研究愤怒的心理学家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愤怒包含一种从痛苦到希望的双重运动。

努斯鲍姆提出,要求报复的想法是不合理的。不管遭受到了何种不公正的对待,无论是谋杀、强奸还是背叛,向加害者施加痛苦都无助于恢复失去的东西。“比如我的朋友被强奸了。我非常希望嫌疑人被逮捕、被宣判、被惩罚。但那又有什么好处呢?看向未来,我可能希望实现许多事情:恢复我朋友的生活,预防和阻止今后的强奸事件。但严厉地惩罚罪犯也许能也许不能实现后一目标。这是一个经验性问题。而通常人们并不把它当作一个经验性问题:他们受到了一种公平宇宙观念的控制,认为应该以牙还牙。报复的想法非常人性,但却是错误的理解世界的方式。”

愤怒后的三种选择

努斯鲍姆说,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主流是认为愤怒是不对的。圣人如佛教中的菩萨都是冷静、自我控制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会发怒,但他们不够完美,只是力量特别大但有缺陷的人类。愤怒只有在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中被抬高了,在那里,上帝的愤怒是正当的。

人们通常以三种方式为愤怒辩护。第一种是,愤怒对尊严和自尊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愤怒,温顺的人默不作声,遭人羞辱。其次,如果你对犯错的人不动怒,你就是不把他们当回事,而是把他们当作无助的、不需要负责任的孩子。最后,愤怒是反击不公正的重要动机。

努斯鲍姆对这三种观点一一做了反驳。她说,在政治领域,甘地、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证明了,可以不带怒火而又有力、有尊严地反对不公正。第一种她称之为偿还道路,认为不义者的苦难有助于修复被损害的东西。第二种是地位道路,目标是扭转加害者对自我的贬低,更厉害地去贬低他。这犯了自恋的错误,它把所有的伤害变成了地位的高低问题。

她设想了这样一种情境:一个人受到了伤害后非常愤怒,想去反击,不久他会到达一个分岔路口。他面前有三条路。第一条:他选择了注重地位的道路,认为这件事关乎他和他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报复计划是合理的,但他的规范性焦点是自我中心的、狭隘的。第二条道路:他关注最初的侵犯事件,希望去报复,让罪犯去受苦。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规范性焦点是对的,但他的想法不合理。第三条道路:如果他是理性的,在探索和拒绝了前两条路之后,他会注意到第三条路在向他敞开,它是最好的:他可以转向未来,专注于去做合理的、真正有帮助的事情。这也许包括惩罚罪犯,但其宗旨是制止而不是报复。

她认为只有过渡性的愤怒是可以允许的,其全部内容是:“太愤怒了!这种事不可以再次发生!”大部分的日常愤怒是希望让加害者受苦。过渡性愤怒需要做出道德和政治上的努力,需要向前看的理性,以及宽宏大量和合作精神。

努斯鲍姆除了分析愤怒的各种形式,还讲述了她自己的经历。她说,即使是赞同对愤怒的批判的人,也经常会认为愤怒从道德上来说是正当的。她说,一次乘飞机时,一位男子走过来帮她把行李箱放到头顶上方的行李架上,完全没有注意到她并没有寻求帮助。“我说,不用,谢谢你。这时行李箱已经被放了进去,他又抓住行李箱,继续往里推。我很有礼貌地说,‘如果无论如何你都要这么做,你为什么不先问问呢?’他说他是一个德国创伤外科医生,见过许多这种病人。接着他看到了我的脸色,可能这让他想起我并不是他的病人。我不那么礼貌地说,我每天在健身房花几个小时时间举重,可不是为了被人羞辱,我敢说我能举起的杠铃要比他能举起的重很多,因为他虽然块头很大,但身体状况并不好。显然他是那种对病人的个人历史不感兴趣的医生。我非常生气,我的反应相当愚蠢。我愤怒到问空姐能不能给我换座位。直到两周后我还很生气。”努斯鲍姆的反应确实过于极端了,她没有想到,那个人并不是想贬低她的地位。也许他只是习惯了要有绅士风度。

巴吉尼说,努斯鲍姆的分类好像并没有穷尽所有类型的愤怒。当父母对顽皮的孩子发火时,他们往往并没有惩罚孩子的想法,只是希望孩子能够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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