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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湖贝村:“城中村”的另一种选择(3)

2016-08-11 13:01 作者:丘濂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31期
当人们讨论湖贝村的改造前景时,也是在讨论深圳300多座城中村的未来。拆迁以及开发,将不再是唯一一条道路。

谁的村庄

湖贝村是特殊而幸运的。同样属于城中村,其他村子面临改造时可能根本没能经过讨论,就被拆掉了。“岗厦村和蔡屋围就是如此。因为它们就在深南大道边上,这就相当于北京长安街边上有个村子,根本没得商量。”孟岩说。湖贝村则正好有湖贝路作为遮挡。另外一个原因是,湖贝村的老村具有历史价值,建筑成规模地完整保护下来,使得用“保护城市历史”来捍卫老村成为可能。而对于其他的城中村,基本都是在原址上将老房子推倒重建,没有历史变迁的痕迹,“想谈保留,却很难唤起人们的共识”。对于湖贝村的研究,孟岩等专家学者是将它放在城中村对于城市意义的框架中来看待的。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左)在深圳城中村研究者、美国文化人类学者马立安的陪同下走访湖贝村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左)在深圳城中村研究者、美国文化人类学者马立安的陪同下走访湖贝村

 

作为移民建设出来的城市,城中村对于深圳的贡献不言而喻。“不是来了就是深圳人,而是来了先当村民,出来才是深圳人。”在深圳从事城中村研究的美国文化人类学者马力安这样说。《落脚城市》(Arrival City)的作者道格·桑德斯用“落脚城市”一词来形容乡村移民进入城市时所暂时居住的地带——他们在这里完成适应和融合,“成功的落脚城市都是创造新兴中产阶级、消除农村贫穷现象以及终结社会不平等的关键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地区,落脚城市有着不同的名字,比如法维拉、巴斯蒂、贫陋市镇或者都会贫民窟,那么在深圳,它就是城中村。孟岩回忆,大约在2005年左右,深圳开展了名为“静畅宁”的城市美化行动,城中村被看作藏污纳垢的典型,从中清走100多万人。同年开始的第一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关注到城中村的话题,之后每届都会谈论城中村。“当年大家对城中村的印象是完全负面的,今天却能思考到它承载的社会功能。讨论湖贝村的历史价值,只是个开始。”

7月3日,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在参观湖贝旧村时,惊叹它是“活着的古村”,与他在全国许多地方看到的徒有华美建筑而已经人去房空的村子截然不同。为古村带来生活气息的不是原住居民,而是潮汕移民。潮汕人多在深圳经商。20世纪90年代初,湖贝村民集资建设了一座湖贝东门市场,它一度是全国十大肉菜市场之一,瞬间吸引了来自潮汕的摊贩。市场里来自潮汕不同区域的人把持了多种农贸产品的交易,海鲜类一定是陆丰人在做,其他卖蔬菜水果的有可能来自揭阳。

租户在城中村的改造中始终是被忽略的群体,他们并不拥有产权,究竟是拆还是留似乎也不用征求他们的意见。1992年出生在南坊的钟美玲在湖贝村生活了14年。她告诉我,父母都是在东门市场做海鲜批发和配送生意的,直到后来换到另外一处罗芳海鲜市场,她家才彻底搬离湖贝村。“从记事的时候起,村里就有要拆迁的传闻。父母那时常感叹,这下找房子换工作可麻烦了。但是一直都没有动静,也就有了一种‘狼来了’的适应,每天照常生活。”即使离开了湖贝村,她家离湖贝村也不过四站之隔。“妈妈经常会来湖贝村买家乡的食品和祭祀用品。那些摊主和往来于潮汕与深圳之间的客车司机都很熟,可以让他们随时‘夹带私货’。小时候妈妈做饭,有时候就会特地提醒我,这是老家的东西啊,味道更正宗的!”钟美玲的妈妈还会每星期回到村子里找一位独居的阿婆。那位阿婆供奉不同的神灵,妈妈会给她香火钱让她帮忙拜神和传达心愿。在钟美玲的记忆里,湖贝村完全就像是潮汕老家村庄的翻版,一个有着浓郁宗教信仰和靠乡情网络维持运转的社会。

与钟美玲的情况相似,另外一位郑千安也是在湖贝村出生的“深二代”。他的父母如今仍住在湖贝村的楼房里,他则在和湖贝村隔着两条马路的地方租了自己的公寓。“很奇怪的感觉,这里不是故乡但是会有故乡般的亲切感,所以一定要挨着它住才会心安。”从事文化传播工作的他并不认为老村应该保留下来继续留给潮汕租户,“将建筑保留下来经过修复后另作他用,或许是对村民和租户都公平的一种做法。”

我在村子里还遇到了周晓燕——一位来自陆丰的第一代打工者。她的丈夫和哥哥在东门市场卖海鲜,她一度在东门步行街的小店里销售服装,现在在家带两个孩子。深圳的教育资源也是她想留下来的原因。她说,如果村子拆迁,大概会先回老家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深圳找工作。“工作倒是不难找,但就看能不能是自己称心如意的了。”她给我看手机里的照片,那是中秋节的场景,老村里每家每户都在门前摆出了五颜六色的祭品:纸扎的花篮、水果、香烛、月饼……完全是潮汕乡间的气氛,带给漂泊在外的人以慰藉。

深圳设计促进中心高级研究员傅娜,和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布雷热(J.Cressica Brazier)曾经就岗厦村的搬迁对于租户的影响进行过调查。他们发现,搬迁后大部分租户的居住条件都得到了改善,但是居住在靠近工作地点的机会更少了,搬迁也削弱了他们原来建立的社会关系网。一个有趣的结果是,这些搬走的人们会间接地给城市交通造成压力——他们会买车,不仅是居住的地方上班通勤需要用车,而且也是提升社会认可度的选择。傅娜的调查人群以年轻的专业人员为主,而对于那些租住在城中村里从事服务行业的外来务工者,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他们搬去了更远的地方居住,人们享受着他们提供的服务,却看不见他们每天辛劳奔波的状态。打工者为这座城市奉献着青春,依然无法享受到城市给予的福利。

当人们讨论湖贝旧村的去留时,也是在讨论它作为城中村在未来的更多种选择。在孟岩看来,城中村业态多元、充满活力、日夜不息,以其独特的社会生态丰富了城市的多样性。无论政府还是村中的股份公司,加大投入对村里的硬件进行改善、业态进行升级都是十分可行的第三条道路。在深圳最大一片城中村“白石洲”,我看到它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城中村”,而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成为一片“城中城”,不少白领都居住在那里。甚至它还有美国人开的自酿啤酒坊,意大利人开的电子音乐酒吧,成为一片国际化的区域。“只要保留下来,活化就有多种可能。前提就是保留。”(实习记者唐瑶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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