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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里的心灵迷宫:青春的拉丁美洲(2)

2016-07-21 09:50 作者:蒲实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30期
巴西是一个自然成就的国家。巴西高原、亚马孙平原、拉普拉塔河流网、大西洋雨林,丰富的地理条件不仅带来瑰丽的风景,也孕育着不竭的资源。在这块土地上,欧洲殖民者、非洲奴隶和印第安原住民相互交融,形成了新巴西人。图为从里约基督山鸟瞰瓜纳巴拉湾。

狂欢与孤独

小时候,在我模糊的想象世界里,拉丁美洲是颜色瑰丽和欢天喜地的。巴西和墨西哥的狂欢节,是儿童画家最愿意呈现给孩子们快乐童年的题材之一。长大后,给我的孩子讲故事,拉美依旧充满着浓烈的狂欢意向。在理查德·斯凯瑞的《热热闹闹的世界》里,一群大大小小的动物——蟒蛇、食蚁兽、鳄鱼、穿山甲、鹦鹉、企鹅等,排队乘飞机去里约热内卢过狂欢节。最后一个登上飞机的蚂蚁撑爆了美洲豹驾驶的飞机,蟒蛇就用很长的身体把飞机捆了起来,飞机安全降落在里约的海滩,小动物们跳着热辣的桑巴舞,吃着美味的热带水果,度过了快乐的时光。墨西哥人也热爱节日和公共集会。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庆祝理由,来打断时间的进程,以纪念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件。节日的艺术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已衰落,在拉美却保持完好。看一看巴西和墨西哥的大型宗教节日,总是歌舞、乐队、典礼、烟花、香槟、奇装异服,就像把威尼斯的化装舞会搬到了南美更有乡土气息的艳阳天下面。“我们的日历排满了节日。某些日子,为祝贺瓜达卢佩圣母或萨拉戈萨将军,无论在偏僻的乡村还是繁华的都市,举国上下都祈祷、喧哗、暴食、狂饮、酗酒和斗殴。每年的9月15日夜23点,在墨西哥所有广场都举行‘狂呼节’,一大群着实兴奋的人们狂呼达一小时之久。”一位拉美作家这样介绍。对拉美人来说,真正的快乐是一种陶醉、是一阵旋风;节日夜晚的欢呼声中,他们的声音在光亮中的迸发,生与死模糊了界限。狂欢节与酒精,进而与热情奔放的拉美性格结合在一起,在气候严酷的巴塔哥尼亚,则将其推向极致:嗜饮者酩酊大醉,虔诚者日夜祷告,孤独者更趋孤独,豪饮之后,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2015年2月14日,巴西圣保罗桑巴大道举行街头狂欢,当地居民正前往参与。狂欢节持续5天,有200万人参加

2015年2月14日,巴西圣保罗桑巴大道举行街头狂欢,当地居民正前往参与。狂欢节持续5天,有200万人参加

 

直到读到拉美作家的这些文字,那副狂欢节的面具才最终被掀开来。面具之后,藏匿着一张孤独的面容——那不再是一张孩童纯真无邪的脸,却俨然是青春的少年迷惘而忧伤的脸,热情奔放掩盖着他的忧郁。在拉美作家色彩滚滚流淌的绚丽文字里,正是奥克塔维奥·帕斯一段稳沉的话,几乎颠覆了我之前对拉美的所有印象:我们狂呼,“或许是为了在一年剩余的日子里更好地沉默”。他这样写道。面具后面的人其实“害怕别人的目光,缩成一团,变成了影子、幽灵、回声;他不会走路,只会滑动;他不出主意,只是暗示;他不会反驳,只是小声嘀咕;他不会抱怨,只会微笑。这种掩饰,大概产生在殖民时期”。对自我的发现,表现就是看到自己的孤单。帕斯揭示出拉丁美洲的心灵:“在世界与我们之间,展开一面看不见摸不着的墙:我们意识的墙。这种启示几乎总是发生在少年时期。孩子和大人可以通过游戏和工作超越或忘记自身的孤独;而介于童年和青年之间的少年,则在这无限丰富的世界面前有一刻的不知所措。少年惊异于这种存在。惊异引发了思考,探身意识的河流。他自问:这张从深处慢慢显露,因水波变形了的脸是我的吗?生存的独特——孩提时代纯净的感觉——变成了疑惑与提问,变成了充满问号的意识。”突然间,在这段话中,拉丁美洲的性格以一种人格化的方式,向我呈现出它生命的另一面向:少年不在意他在水中看到的那张脸将来会发生什么变化;第一眼看上去它像解不开的谜,像一块布满裂缝与符号的圣石,老人的面具是一些无形的面孔凝结的历史。有一天,这些面孔会再次浮现,疑惑,不安,被一道凝视的目光所挖掘。因为这道目光,这些面孔变成了脸,然后变成了面具、含义、历史。就像所有拉美国家所经历的独立运动与革命一样,美洲的自我觉醒,伴随着与世界性思潮的接触,也带来了冲突与迷惘,独裁、暴政与政变不断。

小说家珍·莱斯是出生于美洲的欧裔白人,她写过一个加勒比海岛上的轮船代理商索亚先生的故事,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年轻的拉丁美洲的青春烦恼。索亚和一个有色人种的女人结了婚,但是,他经常在酒醉之后虐待她。他在居住的房子后面建了一间小屋,那里摆放着他特意从英国邮寄来的书;他只有一半白人血统的儿子艾迪则体弱多病。叙述者是一个小女孩,这个女孩认为所有来自“家乡”的东西,也就是来自英国的东西都比岛上的东西高贵。艾迪会从图书馆里借书,父亲去世后,他就成了这些书的拥有者。几天后,艾迪和叙述者来到图书馆找到母亲,多年来,他的母亲一直在不幸的婚姻中煎熬。母亲的怨恨和愤怒爆发了,她将书从架子上弄到地上,分为两堆,想一堆出售,另一堆烧掉。当母亲将书架上的一本书拿下来时,艾迪求她不要将这本书烧掉,因为这本书他正在读。最终他从母亲手中将这本书夺了回来,并尖声喊道:“现在我也开始讨厌你了。”女孩也为自己抢到一本书,两人穿过花园跑到街上,一起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艾迪开始哭泣,他拿的是吉卜林的小说《吉姆》。女孩虽然本能地感到她的战利品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她却很失望,“因为那本叫作《像死亡一样坚强》的书是用法语写的,看起来索然无味”。在这个关于后殖民权力关系的寓言故事里,数十年的等级剥削和侵略性的种族文化所促生的仇恨,使得索亚夫人强烈反对这样一种优越感的文化基础。艾迪的矛盾是:他既憎恨他的父亲,憎恨“家”,也就是英国,但是他又想得到父亲的书;他爱母亲,但是母亲恨他父亲所有的书。这就把艾迪推向边缘的位置,使他介于矛盾的文化冲突之中。这种因为矛盾态度和多重身份而产生的“不安”,正是加勒比海乃至整个拉丁美洲人的心灵写照。他们跻身于不同文化的层面之中,屈从于在杂交裂缝中存在的痛苦,要试图同时经历两种互补兼容的人生,充满着文化界限的混乱。

这片大洲的性格也就更加丰满:乡村教堂里血染的耶稣、报纸标题里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吃装扮成尸骨的面包和甜点、巫术与守灵、对尸体与死亡的执着和看重、阿兹特克的污秽女神与性爱女神,这些都是拉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少年探寻自我的心灵旅途中,美国与欧洲的现代文明,又成了他们借以看清自我的镜像:“我们像他们的清教徒祖先一样相信,罪恶与死亡是最深层的人性。只不过,清教徒把纯净与健康等同起来。由此,禁欲主义得到了净化。结果是,为了工作而工作的智慧,简朴的生活,不存在有可能消失或出现在别人身上的躯体。一切的接触都会产生污染,种族、思想、习惯、奇异的身体本身就带有堕落和下流的胚芽。社会的清洁带来了灵魂与肉体的清洁。相反,从古至今的拉美人都信仰团体与节日,没有无接触的健康。”——在拉美许多国家的同一片天空下,不仅共存着不同种族与语言,而且还共存着从史前到近代到现代不同历史水平的习俗、历法和道德观念(比如墨西哥还存在着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代的天主教徒和第三纪的雅各宾派群体)。这是我读过的对拉美为什么可以海纳百川的包容和融合所有种族移民的最具自我意识的解释。就像在被16世纪西班牙科尔特斯殖民者征服之前,秘鲁和墨西哥的那些金字塔里,几乎总会藏着其他的金字塔一样,在拉美的一个城市或一个灵魂里,可以混合相异甚至敌对的观点与感情。

在镜像里探寻自我的孤独迷宫中,拉丁美洲的特性变得不再那么直接,反而更加婉转。阿根廷诗人班奇斯有一篇文学名作,叫《陶瓮》,里面有些诗句,人们第一眼读,会觉得那不是纯阿根廷的。诗句说:“……太阳在房顶/和窗口闪耀。夜莺/仿佛在说它们坠入情网。”诗人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写这些诗句的,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区没有房顶,只有屋顶平台。而夜莺与其说是现实生活中的鸟,不如说是文学中的、希腊和日耳曼传统中的东西。博尔赫斯却说:“在这些常规形象的运用上,在那些违反常规的房顶和夜莺上,当然没有阿根廷的建筑和鸟类,但是有阿根廷的腼腆和暗示。班奇斯在抒发压在他心头的巨大痛苦时,在谈到那个抛弃了他、只给他留下一片空虚的女人时,他运用了房顶和夜莺之类的外来的常规形象,这种特定环境是意味深长的:它透露了阿根廷人的腼腆、怀疑、欲言又止,很难和盘托出我们的隐衷。”

真正土生土长的、具有地方色彩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拉丁美洲吗?如果阅览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几乎没有哪一位作家,不是在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或法国的文学传统中去追寻传统和定义自己的身份;这是一个最初令我有些匪夷所思的疑问。但在《罗马帝国衰亡史》里,吉本曾说,正是在完完全全的阿拉伯书籍《古兰经》里,没有提到过骆驼,而恰好正由于书中没有骆驼,可以证实它是阿拉伯的。博尔赫斯以此来诠释了拉美的身份和特性:“《古兰经》是穆罕默德写的,穆罕默德作为阿拉伯人没有理由不知道骆驼是阿拉伯特有的动物。对他来说,骆驼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没有加以突出的理由;相反的是,一个伪造者、旅游者、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首先要做的是在每一页大谈骆驼和骆驼队。”阿根廷人也应如此,“即使不渲染地方色彩,我们也能是阿根廷人”。多年来,博尔赫斯迷失在身份的镜像迷宫里,试图写出布宜诺斯艾利斯远郊的特色和实质。他曾用了许多当地的词汇,“青皮光棍”“米隆加”“千打垒”之类的词儿,这些书却反而因为浅薄,被人遗忘了。直到他写了一篇名叫《死亡与指南针》的故事,梦魇里有因恐怖而扭曲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事物,有哥伦布大道的变体土伦路,有阿德罗格别墅区的变体特里斯特勒罗伊。他说:“朋友们对我说,他们终于在我写的东西里找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特色。正由于我不打算寻求那种特色,经过这许多年之后,我才找到了以前没有找到的东西。”巴西也是如此。当代葡萄牙语的巴西作家,并没有通过书写大量的巴西风景与运用印第安元素来建立自己的话语,而是选择了刚刚兴起的城市作为空间,通过“城市文学”来书写“不需要风光的巴西性”。

然而,在所有对拉丁美洲的书写里,我最喜欢的是威廉·亨利·赫德森童年回忆里的南美旷野。赫德森的父母都是从英国到北美新大陆移民的后代,全家迁居到阿根廷,在那里的大草原上购置了一片牧场。他们的家门口有25棵翁布树,从坡地上望去,是无边无际的草原、溪流、湖泊、野牛、马群、奇花异鸟以及随处可见的刺菜蓟和翁布树。这些,构成了赫德森童年的记忆。当他离开阿根廷回到英国后,他无法忘却大自然给他带来的感觉,终其一生不断在英国的大自然中去寻访。在晚年对童年的回忆《远方与往昔》中,他这样描写童年时代的南美旷野:黄昏时分,牛群回家,四五百头之多的牛群带着响亮的哞哞声和吼叫声,在回家的路上奔跑,掀起一大片铺天盖地的尘埃,紧随其后跃马奔驰的牧人疯狂地吆喝,催赶着牛群;而家里,却是温馨的景象:晚饭后,孩子们在门前草地上做游戏,母亲坐在屋外,把正在看的书放在膝上,看着孩子们玩耍,一抹残阳映在她的脸上。

原始的野性与恬淡的田园,荒凉与文明,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在一个人的回忆里结合为一体,不再有我与他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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