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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伊朗电影巨匠(2)

2016-07-15 10:56 作者:宋诗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29期
这位享誉世界的伊朗导演,最后一部电影计划在中国拍摄,可惜因为去世,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镣铐下的舞蹈

1979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在这场政治运动中,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领导的君主立宪政体被推翻,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取而代之,成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这次革命对伊朗电影行业的发展影响深远,它终结了由“新浪潮”带来的电影创作的短暂繁荣,以更为严苛的文化审查和宗教审查制度限制电影的制作和发行,使得伊朗电影工业大幅度萎缩。阿巴斯拍摄于革命前后的电影《案例一,案例二》也受到牵连,因电影中有诸多前朝达官显贵的镜头而未能顺利发行。

随着政局的稳定,当局开始重视电影、电视等媒介的宣传作用,逐渐制定了一套基于宗教信仰而建立的电影审查制度。与此同时,官方成立了相应的基金会,以扶持本土电影的发展——一面宣扬主旋律,一面抵御西方文化的渗透。从这一时期开始,以阿巴斯为代表的伊朗电影人开始“戴着镣铐跳舞”,逐渐摸索出一条适合于伊朗电影的新道路,这次的伊朗电影复兴引起了世界电影界的关注,被视为“伊朗电影第二次新浪潮”。

阿巴斯拍摄于1987年的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是这次“新浪潮”的起点。电影设定在伊朗青少年教育刻板、腐朽的背景之上,讲述了小男孩阿穆德不小心把同桌穆罕德的作业本带回了家,为了让同桌免遭被开除的惩罚,他一个人带着作业本上路,多次往返两个村子,寻找同桌住所,归还作业本的故事。

这部展现两个孩子间友谊,暗讽大人世界刻板、冷漠的电影为阿巴斯赢得了国际声誉,他凭借这部电影拿到第42届戛纳电影节艺术电影奖和第42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铜豹奖。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的伊朗电影来说,《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意义更为深远,它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电影创作视角,开启了伊朗儿童电影的序幕。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之后,马基德·马基迪导演的《小鞋子》《天堂的颜色》,贾法·潘纳希导演的《谁能带我回家》《白气球》等儿童电影先后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得奖或受到好评,这些作品让“儿童题材”成为伊朗电影的重要标签。

评论界认为,阿巴斯开启的儿童电影题材放弃了诠释宗教或道德戒律为题旨的“伊斯兰电影”模式,“采用一种温和的疏离政治意识形态的叙述方法,把镜头对准儿童的纯真世界,透过儿童的形象来折射人类的良心和人生苦难,并最终将伊朗电影推上国际影坛”。

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之后,阿巴斯在同样的取景地拍摄了另外两部作品——《生命在继续》和《橄榄树下的情人》,这三部作品被称作阿巴斯的“乡村三部曲”。

“乡村三部曲”秉承了阿巴斯一贯的创作风格,彼此间又有着紧密的关联,其背后的创作方法一直被反复讨论。1990年,伊朗西北部发生大地震,地震波及《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取景地柯盖尔,而电影中的小男孩阿穆德的家也位于地震区域。阿巴斯以电影导演带着儿子进入灾区,寻找电影中的小男孩为主题,拍摄了“乡村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作品——《生命在继续》。阿尔哈德·海拉德曼饰演阿巴斯的导演角色,而导演的儿子则由剧组中另外一位工作人员的儿子出演。

阿巴斯曾在地震发生后探访柯盖尔地区,打听电影中的演员情况,那次探访让他萌生了拍摄《生活在继续》的想法。然而,电影真正开拍却是在发生地震的11个月之后,距离他的灾区之旅也有5个月时间。“这5个月的延迟是必要的,这样我才能有时间去消化我所看到的景象。我极力避免虚假的激动。”阿巴斯不愿自己的电影中有廉价的感动或者讨好观众的煽情,他需要找到精确而克制的视角来呈现这次寻找之旅。

《生活在继续》的呈现的确是冷静的。阿巴斯让电影中的导演和儿子乘着汽车一路接近目的地,目睹了震后灾区人民的平静生活,感受到生命的力量,最终却没能如观众所愿找到电影中的小演员。这种手法与阿巴斯的早期电影《过客》类似,电影的推进建立在明确的目的之上,却以未达成目的,但收获了更高层次的圆满为结局。

《生活在继续》中有这样一场戏:导演坐在一幢破旧的房子下,与刚结婚5天的男青年侯赛因对话。这场戏成为阿巴斯下一部电影《橄榄树下的情人》的动因。

《橄榄树下的情人》沿用了《生活在继续》中的演员,导演阿尔哈德·海拉德曼到侯赛因所在的村庄拍戏,在男主角无法胜任的情况下,侯赛因成为新的男主角,与他在现实生活中爱慕的女孩塔赫莉搭档饰演夫妻,从而有了再次追求对方的希望。

“乡村三部曲”在内容上呈现出某种互文关系。这一创作手法在模糊真实与虚构的影像风格之外,又创建了新一层的真实与虚幻,开拓了电影呈现的维度。当屡次被问起为何会拍摄三部相关联的电影时,阿巴斯曾回答:“人们经常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回答,我试着做过各种回答,但哪一个都不是真的。最近我才刚刚找到答案:我与这些影片中的人物之间产生的情感迫使我继续跟他们一起拍片。”

阿巴斯曾分享他的创作方法,他以拍纪录片的方法拍摄剧情片,剧中使用的非职业演员仅仅需要在自己最熟悉的环境中完成拍摄。阿巴斯在自述中提到,他从不会在没有采景的情况下创作剧本。

在实际的电影拍摄中,阿巴斯也显示出一种控制之下的随意。他很少在电影拍摄前撰写完整的剧本,台词和场景会随演员和摄影师、录音师等幕后团队的状态而随时调整。很多时候,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并不明确知道,阿巴斯究竟要拍摄一部怎样的电影。

阿巴斯与非职业演员的默契配合曾得到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的夸赞。通常,在电影真正拍摄之前,阿巴斯会与演员相处很长一段时间,以感染对方,帮助对方融入电影的情境之中。他曾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对《橄榄树下的情人》中的男主角侯赛因讲解自己对于贫穷与富有的见地,在多次重复中,侯赛因掌握了阿巴斯的理论,并将其变成自己的思想,最终真实地呈现在电影中。

这种以“重复”而达到目的的方式也常出现在阿巴斯的电影里。《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小男孩多次与母亲重复相同的对白,三次跑过Z字形山路;《生命在继续》中,导演数十次掏出印有小演员照片的海报询问路人;《橄榄树下的情人》里,侯赛因反反复复对女孩诉说着类似的告白……阿巴斯在电影内外都创造了一种独有的有关“重复”的美学,这种美学事关人性的执著与无可奈何。

除“乡村三部曲”之外,阿巴斯最为淘碟时代的中国人熟知的另两部电影是《特写》和《樱桃的滋味》。前者是阿巴斯个人最喜欢的电影,这部电影完全打破了真实与虚幻的界限,而这种手法在“乡村三部曲”的后两部作品中得到了延续。《樱桃的滋味》获得了第50届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这部男主角为自杀寻找帮手的电影深入探讨了生命的价值,将阿巴斯一直在电影中展现的人道主义关怀发挥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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