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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钧:这热爱,挺美好

2016-07-04 09:48 作者:葛维樱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27期
电影出来以前,谁也不知道郑钧在干吗。很多年里,郑钧是摇滚圈、音乐圈的异类。他埋头于自己的世界。除了音乐,他写过小说,出过漫画,现在用7年时间把漫画做成了电影。

都说郑钧爱好广泛,从少年得志到现在,他一直游离在明星生活以外,但也恰到好处地把握时代的变化。郑钧说音乐是他对自己的抒发,电影却是拍给观众看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电影里一只追逐摇滚梦想的小狗,映照着郑钧的真实人生。

郑钧不混圈子,却有真朋友。许巍说自己曾在严重抑郁症低潮期时,郑钧常给他打电话关心。对相识于微的故人,他直接问“有家了吗?孩子呢?”他大办婚礼,朋友廖一梅刻薄他“学小明星”,他也不急,说想学着从别人的角度思考。前两天在李亚鹏的照片里,大家发现他们夫妻参加了李嫣的生日小宴会。其实李亚鹏离婚后在丽江被拍到在酒吧唱歌,就是和郑钧在一起。而郑钧最早入行的缘由是:“‘黑豹’在找一个主唱,小窦走了。”

5月9日,“中国乐势力———摇滚30年巡回演唱会”于北京工人体育馆圆满落幕。图为郑钧(左一)登台献唱

5月9日,“中国乐势力———摇滚30年巡回演唱会”于北京工人体育馆圆满落幕。图为郑钧(左一)登台献唱

帮我联系采访的人犯难,“郑钧就没说过两小时以上的话”。郑钧说自己刚刚上了综艺节目,“显得特别……傻”。真人秀最火的时候请他,他和儿子都不爱说话。“这时代太神奇了,我跟儿子吃饭居然有人给我们钱。”郑钧用陕西人一贯的慢悠悠和抑扬顿挫说,“再多给点,上厕所也让拍。”他对上电视有一点疏离和旁观:“这时代就迎合大众取向,人人都没有隐私,你讲隐私有什么意义?”但跟我回忆他“当年也是在这么一个酒店的房间里,第一次见到老板”。那时他穿着“真穿破”的牛仔裤,“穿烂了”的球鞋,不能更落魄了。进了松鹤大酒店的套房,才看见屋子里已经乌压压站了一堆人,都期待得到香港老板陈健添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份合同,大家脸上都写着梦想,郑钧觉得自己是最蓬头垢面的人,“屋里还有蔡国庆”。

“老板”是郑钧命运的一个关键词,因此,从一开始,郑钧就不太被摇滚圈待见。他没过过混酒吧讨生活、看人脸色的苦日子;大学时乐队成员顺利分配工作,在他的环境里,除了他没人真把音乐当梦想。1992年的北京,崔健的《一块红布》《南泥湾》等名曲发行的时候,郑钧还有本科大学生的身份和一份赴美留学的签证。“我哥哥和嫂子当时在深圳,我把我写的歌给我哥听,他听了以后说给我两年时间,不行就让我去深圳开出租车,收入挺高,我说行。”

遇上贵人“四哥”郭传林,也不是传说中等签证排队的时候。1990年,郑钧已经在杭州工程电子学院上到“大四”,一夜之间,他受到了一个学生能受到的所有处分,“预备党员、学生会干部都没了”。他至今还能把这几个字说得清清楚楚,并不带有一丝玩世不恭。处分一直背着,郑钧没有拿到学位证和毕业证。去美国的手续整整办了两年,这样晃晃荡荡的时间里,郑钧已经写了七八首歌,包括《赤裸裸》。

“唱歌居然还能赚钱?!”“歌手”对郑钧来说本来就从没当成个“职业”,按照家里人“一家子都是工科生”的设定,大学毕业分配到工作就是理想。郑家是西安盐商,考入北京法政大学的祖父郑自毅,1926年经于右任介绍,进入黄埔军校,为第六期学员。后因维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演说在深圳被捕。1947年当选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胡宗南临走时派身边部队来寻郑自毅,“只允许他带长子一起走。但爷爷要是走了,郑家百余口人就全完了”。郑自毅跟省政府和胡宗南两边打马虎眼,声称已经“给接走了”,实际留在了大女儿的婆家。曾在西安市钟楼附近长安学巷的四个院子组成的郑家老宅,是郑钧童年每周末都要去的地方。“进门先给祖先磕头上香的规矩,即使‘文革’中都没有中断。”因为家中收藏文物众多,“有唐伯虎的画”,郑自毅解放后在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用其所长,专门鉴定文物。郑家满门男丁,“过年时,请西安饭庄的厨师来做菜,过事、摆席,满院子里滚大桌子”。郑钧在男性权威的大家族里是排行最末的,“我就是辈分大,哥多”。他记得祖父每天早上起来打太极拳整整一个小时,再写书法一个小时,光头却一直留着飘逸的美髯。“我小时候最讨厌写字,现在居然也开始写了。”

郑钧是放养大的孩子,母亲第一次看到他的歌,纳闷儿他从来没有学过乐器,甚至不爱唱歌,怎么写歌了。郑钧7岁丧父,自打记事起他就只记得总有打不完的架,和母亲奔波求医的艰辛。虽然瘦弱,他也学了一身街头的本事,只是在学校不受老师的待见。“其实老师没错,他就是用他的教育方式,让我们逐步放弃勇气和个性。”郑钧的父亲是西北农学院(现西北农业科技大学)教师,母亲是西安公路学院(现长安大学)教师。“父亲疑心自己是在考察防护林时误入了核试验基地而得了白血病,但那时候也说不清楚。他去世时我妈一个月挣58块,要还父亲看病借的国家的债,还要养活两个儿子。”欠债直到他考上大学那年才还完。哥哥郑明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在西安的音乐小学拉小提琴,初高中学业成绩优异,考上中国刑警学院也是为了给家里减负,现在已经是一家有2万多员工的企业的创始人。到他这儿,他说:“我从小没上什么好学校,大学也不好。只是我哥说了,要是我考不上本科,先人的脸都要丢光,我们家从爷爷奶奶到外公外婆,全是大学毕业!”他在哥哥面前一直唯唯诺诺,直到如今仍然对哥哥一心崇拜,小时候考80多分就会得到两个耳光,“那简直侮辱得叫一个狠”。

10年前郑钧出版漫画,有人被他吓一跳。“我从小就喜欢画,只是那时候我妈给我请的美院老师启蒙,一节课要10块钱,有时候她不得不去借钱让我学画。”他说自己心疼钱。父亲生病已经造成了家庭困难,美术教育太奢侈。“我表姐有些画画的朋友,当时是最时髦的西安文艺青年。”郑钧自幼看过不少好画,感觉对文艺青年们创作的东西“没产生共鸣”,“比要饭的还穷,还自以为特前卫”。他坚决说服了母亲和哥哥放弃自己走专业美术的路。“当一不靠谱的画家?我妈太可怜!”

那应该培养成什么样呢?初中毕业时他“良心发现”向母亲开口要求:“送我去一个好高中吧!”也谈不上放弃美术梦,他只是觉得哥哥上大学了,自己对母亲有责任。“我考大学完全是为了我妈。”那时大学包分配工作,郑钧不知道如果自己没有出路母亲该怎么办。“我妈去求一位校长叔叔,我爸的发小。我那时学习基础一塌糊涂,也没有任何门路,学校离家非常远,叔叔让我住在他校长办公室午睡的床上,每天他下班走了我就去,早上很早起来,等他来之前收拾妥当。”到现在郑钧依然感念人的善良。1987年他以高于重点线的成绩被杭州电子工程学院外贸班录取。“就想逃离西安,走得远远的。”

与祖父一家的尚武之风传统不同,外公温君伟从日本留学归来,是化工工程师,在家里接通了西安市第一根民用电线,家里还买了国产的手摇黑胶唱机。“我妈那时候太忙了,没顾上我。平时我在外婆家,周末去祖父家。”虽然日子艰难,外公家却保持着浪漫的生活习惯。“满院子紫藤花开的季节,外婆把花瓣摘下来,和面粉调和,做陕西最有季节性的饮食麦饭。”

解放前青年路是西安市非富即贵的所在。唐代政治中枢太极殿就在此处,到明代成郡王府,后为庙宇“十方院”。民国初年地方政府将官产卖给地方军阀,军阀又转卖给了温君伟。“地被杨虎城看上,提出要买。外公很有头脑,将院子送给了杨虎城,杨加上另外十几亩土地,就建成今天西安的止园,杨虎城也回赠了一些谢金。”止园是张学良与杨虎城秘密碰头并策划“西安事变”之地,离郑钧外公家几步之遥。院子一解放就住进来不少老百姓,所以郑钧儿时的记忆中,已经是大杂院。“小姨在电影院工作,就把放映机搬回来,给我们在自家院子里放电影。”一到夏天挂块白布,满院子都是看电影的人。“自家甜水井的水里泡个西瓜,那日子甭提多美了。”外婆一家笃信基督教,“外婆第一个月工资就买了一架风琴,现在这琴还在”。

这也难怪,即使郑钧在绝望中写歌,他的曲调依然有温和婉转之处。传闻早先他出道时找吉他手,一个标准是要不吸毒。曾有人觉得作为摇滚歌手,他的形象被包装得过于英俊,往木村拓哉的方向去了。除了女人缘,他更像个西北汉子,把粗糙当成得意。“有口吃的就不错了,再是碗面就更好了。”他当着我,呼噜噜吃了两碗面。即使如此,对于摇滚圈,他还是显得有些“乖”和另类。

郑钧的大学生活就是他的音乐启蒙时段。李健曾经对我说,他觉得郑钧的西安口音正是他迷人的一部分。那种懒洋洋的调子,歌词又不是小情小爱,很多歌曲的第一个字第一句话,就像是西安话的念白。这一点同为陕西人的许巍也有。我以为郑钧是在西安摸索出了自己的音乐风格,没想到他的启蒙还是在杭州。“我们班是电子工业部第一次在大学里的实验班,班里都是学霸,入学英语平均分九十几分。有一个学生英语入学时就已经达到毕业水平,另一个背过最厚的那本《英汉大词典》。”在每学期末都要淘汰人去其他专业的压力下,郑钧被老师约谈过两次。

“好在我脸皮比较厚。”他的音乐历程一点也不愤怒批判,而是像个校园歌手,后来也跟高晓松玩在一起。刚一进学校就和学姐主持了迎新晚会,“火了”。“耍起来了”,几千人的场面,他有舞台缘,不害怕,随随便便就开始拉着同学组乐队唱歌,也有女孩来敲宿舍门,班干部也当选了。外教们来自欧洲和美国,有一节美国文化课,就是放摇滚音乐。那是郑钧第一次听到西方摇滚。尤其是一位美国老师,将自己的唱片全都借给了郑钧,两人此后成了多年好友,一直姐弟相称。郑钧在学校受到了处分,他感慨:“全世界都在看我笑话,本来喜欢我的女孩露出了虚假关心的笑。”只有这位美国老师伸出援手,开始帮郑钧申请赴美留学。没有乐谱,没有老师,郑钧把新华书店里所有关于作曲、吉他的书都买了,从《如何识简谱》开始的。“我第一本吉他谱,是秦起翻译日本的,其实我连最简单的都不会,结果启蒙是‘重金属’,生抠。”当他后来看见吉他手秦起本人时,“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跑校园唱歌,在对方学校学生会干部的邀请下,演出完在食堂吃个饭,就又回来了。郑钧从来没把音乐和前途挂上钩,更别提挣钱了。他乐队里的乐器都是他一点点赚钱买的,野马音箱、仿的吉普森吉他——“我去帮杭州美院的学生卖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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