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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日2:卷土重来》 艾默里奇的“灾难”魔咒

2016-06-30 13:33 作者:葛维樱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27期
也许这就是命运,今天正是独立日。你们要在此为自由而战,不是为了反抗保证或迫害,而是为了避免被消灭,为了活命的权利,为了生存。如果能够胜利。

“‘人类’这个字眼,对于我们有了新的含义。”比尔·普尔曼《独立日》演讲曾经是中学生们英语朗诵的必备节目。作为一代人的燃点,1996年,《独立日》第一次带领人类击退了外星人攻击,第一次创造了史上最高票房8亿美元,第一次定义了一个新类型片“灾难片”,直到两年后《泰坦尼克号》才超越了它。20年后的今天,当埃菲尔铁塔、大本钟和新加坡金沙酒店都在天空中打起了滚,地球上的防御和反击不再有国家之别,当电影不再是一枚席卷全球的重磅炸弹,我却有点怀念那个影碟机里,威尔·史密斯扮演的,骂骂咧咧暴打外星人的大兵。

电影《独立日2:卷土重来》剧照

电影《独立日2:卷土重来》剧照

“第一部《独立日》,你如果仔细审视,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灾难片。”导演罗兰·艾默里奇对我说,“里面有15分钟到20分钟大灾难的场景,但更多的是空战。”当年电影在白宫试映,他因为不安,将克林顿总统身边的位置安排给了比尔·普尔曼。20年前,人类和外星人的大战在此开篇,此后成为全球大银幕上的重要主题,名字等同于大投入高票房的艾默里奇,却并不想在同一道路上安全前进。时隔几年后,他导演了《后天》《2012》这样真正的灾难电影。“我出身长大在德国,我们没有超级英雄,而且我也不太情愿用一本特别有名的书或话题,来拍摄电影,比如《哈利·波特》和《饥饿游戏》。”艾默里奇的理想是“我希望创造自己的题材和类型”。他所导演的绝大部分成功之作都由他亲自编剧。多年来一直自称不拍续集的艾默里奇重新拿起了《独立日》的招牌,这次他选择了一个全世界联合起来的“太空防卫署”机构。全球资源统一调配,各种肤色人种协同作战。

“如今的世界是分崩离析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不和是主旋律。如果我们要进入太空,依然各自为政,可是在太空里的生存守则是什么?作为人类,为人性而战,哪怕是愚蠢和笨拙的。”艾默里奇并不觉得“同一个世界”过于正确了。1996年美国独立日这天,因为电影的上映,成了爱国主义加外星题材的首次共鸣。在80年代初出茅庐时,他被德国媒体讽刺为“斯图加特的斯皮尔伯格”,当时德国电影界是文德斯和法斯宾德的鼎盛时期,自打少年起看了《第三类接触》的艾默里奇,却开启了另一扇电影之门。和在他家乡斯图加特大学受教育的19世纪科学家居维叶一样,艾默里奇也是“灾变论”的拥趸。居维叶是法国最有名的地质和古生物学家,认为地球经历了4次大灾难,而《圣经·旧约》中关于大洪水的故事正是佐证。

作为好莱坞最会拍摄“政治阴谋论”和“超自然现象”的导演,艾默里奇从来都是“方舟”迷。从他以德国史上最高成本的毕业作品《诺亚方舟准则》开始,直到《2012》,“灾难”在艾默里奇手中几乎已经到达了顶峰。“艾式生存法”甚至成了电影以外的套路,比如“留意广播中的怪异电台”、“没事不要待在海上”。“我在《2012》里已经把所有能用的灾难手法全部用尽了。”艾默里奇说。《独立日》里最好看的永远是各色人等在灾难面前的反应,大场面之王当然有许多烧钱的镜头,比如把迪拜塔倒扔到伦敦眼上去。“这就像中东和亚洲掉在了欧洲上,这就是我的一个概念和想法。”

他也是第一个嘲笑了并狠狠鞭笞了人类对“外星”热爱幻想的导演。那些向天空举起“我爱外星人”横幅的嬉皮少年、一字排开表示友谊的飞行礼宾队,是艾默里奇没法抑制的残酷幽默。“我们最大的恐惧和虚无感,不是来自面对自然的不可知,也不是关于地震海啸的想象。事实上,对我们产生威胁的是那种面对人类内心邪恶和黑暗的恐惧,以及我们面对人类社会异化、政治国家时空所产生的荒诞感。有时我们毫无理性肆意妄为地对自然界毁灭,也是恐惧感的结果。这种恐惧感根植在现代人心目中,灾难片是最好的释放。现代精神分析,把直面恐惧当成最好的精神脱敏疗法,至少对我自己是这样。但我觉得电影也要承担一定责任,不造成困惑的前提下,应该呈现层次分明的现实和创作者的思考。”

如今在超能力者合纵连横的银幕上,《独立日2》让一个寻金船上正为世界末日买醉赴死的冒险者们,为了1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同样也为人类最后一点希望,坚持在海上。艾默里奇这么解释这个最有喜剧效果的情节:“如今关于超人他们都要一群超人一起行动才行,要去解决某些特别大的问题,我们要重新创造超人的形象,要告诉人们,那些真正解决问题的都是普通人。”影片中人类以英雄主义、美式幽默对抗世界末日,并且没有借助任何超能力的帮助。“我希望去描绘的是社会的某些层面,人的某些层面。而且我向来都会仔细地观察我的朋友,在写故事的时候会考虑用某些真实的人作为原形,使这个角色让大家觉得有共鸣之处。”

“场面还能不能更大?”是影评人给艾默里奇幻想的口头禅。艾默里奇的履历表简直是好莱坞的模范生。和“卖拷贝”迈克尔·贝一样,艾默里奇的海报从来不用明星。他不仅擅用英语拍片,更迅速创立了自己的大成本难以超越的特效和票房的“新好莱坞”时代。他自知不受评论人待见,善于自我调侃和不断挑战,以更高的票房和更令世人震撼的视觉冲击,来赢取“艾默里奇式的”胜利。

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曾经的《后天》还会引发全球变暖的真实讨论,乃至推动了全世界对于气候的关注。《后天》以逼真炫目的视觉特效,描述了因无法遏制温室效应造成的气候异变、全球陷入第二次冰河纪的故事。现实中美国政府一直否决《京都议定书》,直到2004年《后天》的上映引起的舆论压力,迫使布什政府宣布支持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灾难片的影响导致生态意识的唤醒,艾默里奇让图书馆里取暖的人,把书籍扔进燃烧的壁炉。那些人类引以为豪的物质文明、生活方式,成了灾难的摧毁对象。冻成了冰柱的自由女神,把人类文明逼入了穷途末路。《后天》一直是气候和环境学者最喜欢引用的极端气候想象模版。

5年后,艾默里奇终于把自己脑海里的末日《2012》成功搬上大银幕。艾默里奇对于灾难片的执着堪比奥林匹克精神的“更高更快更强”,在“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上,一家人和各国精英们还有一场关于“平等”的讨论。“每个人都难免开始自问,自己究竟是在做什么,是不是做了正确的选择?因为显然,另一种观点就是:‘是的,你在拯救人类,但是,有什么是值得拯救的?’我希望在观众看那些普通人奋力逃生的过程里,能看到这部电影里有这样一种无声的、智慧的讨论,真正让我们恐惧的是什么,这也是我要向观众倾诉的恐惧。灾难电影总需要一些灾难以外的东西。”《2012》上映后引起更广泛更长时间的影响。2009年11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在网站上公开声明,《2012》所声称的末日并不存在。《2012》一直出现在生态学乃至审美范畴的讨论里,因为这部影片,艾默里奇被推崇为“灾难主义”大师,灾难和自省互相伴随,进行“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最伟大的永远是那些在危急情况下敢于挺身而出的凡人。其实我更关注男主角如何从一个坏爸爸坏丈夫转变成一个凡人英雄。”

艾默里奇用一贯的灾难语言,让《独立日2》卷土重来,但外星题材早被众多影视剧不断演化成了另一个平行宇宙。作为观者的人类,对于内化的矛盾和人类处境更加关注。电影里,外星人的形象已经从丑陋黏答答的多须怪物,进化到了银河护卫队“树精”那样的充满了多面的人性了,人类甚至敢于孤身犯险,在火星笨拙又孤独地种土豆。“80后”观众是被饮食全球化浪潮里迅速统一了口味的一代。在中国,《独立日》被香港译作《天煞:地球反击战》,当年统领了录像带世界,是“80后”集体的共同回忆。越是现在精彩的特效,从新加坡到伦敦不过几笔而已,似乎灾难浮光掠影般就可以使人类灭亡,越让人想起第一部《独立日》中,那些驾车堵在公路上的绝望的面孔,和尘土硝烟弥漫的隧道里,母亲紧紧抱住儿子之后又抱住了狗的镜头。

“我在好莱坞起步的时候,特效盛行用模型。数码可以随意修改,但如果用模型的话,‘嘣’的一声,胜败在此一举。”在没有CG特效的当年,以20∶1的比例复制洛杉矶街道,并把模型投入巨大的注水池来营造浪花的特效监制沃克·恩格尔,赢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特效奖,此后的若干大片都由这对金牌搭档完成,这一部《独立日2》依然如此。在大环境里,人作为自然体的困境从来没改变过。“对我而言,灾难片本身反而像是厚实的糖衣,灾难片常常意味着科幻,某种意义的不切实际,但至今这是让我感觉最自由和实在的表达方式。”

我对艾默里奇说,最喜爱《独立日1》中总统的演讲:“也许这就是命运,今天正是独立日。你们要在此为自由而战,不是为了反抗保证或迫害,而是为了避免被消灭,为了活命的权利,为了生存。如果能够胜利。”他对我感叹地说:“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个场景吗?当白头发的欧肯博士醒过来,他第一句话是:‘我们赢了吗?’”20年过去了,当年中学生的我还为了看到一场真正的好莱坞大片激动不已,后来看到同样出自他手的《爱国者》至今仍觉得热血曾沸腾过。“每个人都是因为珍惜而想做点什么。很幸运的是我每部电影都表达了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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