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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自由”的危机:一场反传统的美国大选(3)

2016-06-27 15:49 作者:刘怡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26期
“特朗普现象”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它标志着以经济干预和文化多元化为特征的新政自由主义在诞生整整84年之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而即将到来的,将是一场特殊的反传统式选战。

 

保守主义“补课”

1964年,亚利桑那州参议员、新政自由主义的激烈批评者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争中出人意料地击败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造成了不亚于今日“特朗普现象”的巨大社会冲击。这是美国第五代政党体系崩溃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也是共和党保守派诉诸“极化战略”的开始。当时,构成“新政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南方民主党人因为越南战争和种族政策上的意见分歧与党内主流决裂;按照传统路线,作为政权觊觎者的共和党需要在整合以及妥协的基础上吸纳这部分“反水”者,从而重构其选民基础和地区利益格局。但以戈德华特为盟主的极端保守派决心将这一意外事件的外部效用最大化,不是引导南方选民与党内主流政见完成融合,而是利用社会关注度最高、意见对立也最激烈的种族和宗教政策、民权、对苏外交等“眼球话题”,逼迫选民在意见直白的极端派和温吞水一般的党内主流(所谓的“洛克菲勒派共和党人”)之间选边站队。在美国大众因民权运动陷入激烈论争、外部又面临越战和“冷战”考验的背景下,这一剑走偏锋的策略果然收致奇效——戈德华特不仅在党内初选中连下7州,而且在当年11月的正式大选中也拿下南方5州。始于19世纪的民主党稳坐南方的格局自此被改写,南方5州一变而成为共和党的核心票仓。

但1964年时的戈德华特毕竟缺少充分的前期动员,与主流民意相对抗的意图也过于直白;从最终选情看,他在南方5州之外仅拿下了自己的家乡亚利桑那,得票率不过38.5%,可谓凄惨。但极端派在初选中的获胜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样本:易于造成分裂的争议话题,在特定时期反而可以充当分化全党、继而以小博大的杠杆。相比同质性日益上升的两党经济政策——这一点在温和派共和党人尼克松以及“新民主党人”克林顿执政期间尤其明显——文化和社会议题才是制造差异以及宣扬保守派观点的主战场。是故在原教旨保守主义者里根任内,除去“星球大战”计划和“里根经济学”外,热度最高的话题恰恰是围绕堕胎、同性恋、女权等问题展开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而新保守主义在小布什时代的复兴,同样是以“文明冲突论”在学界和政界的广泛兴起作为先声的。

“文化战争”在80年代美国社会的兴起,直接原因是构成60年代末学院和社会革命运动(史称“六八运动”)中坚的那一代大学生进入社会主流,并要求政府在堕胎权、女性权益维护、同性恋平权、枪支管制、移民权益、环境保护、新闻审查等问题上做出更大让步。背后则包含了共和党人动员教会、农业利益集团等地方保守派力量,并渗入传媒的布局。为了抗衡作为新政自由主义主要鼓吹者的学院派知识精英——自1971年罗尔斯出版《正义论》以来,常春藤大学已经成为新政自由主义者在美国最重要的堡垒——里根政府打出“复兴家庭价值观”和“重振基督教精神”的大旗,鼓励南方福音派教会参与重大社会问题的论战,并在争取和动员基层白人选民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冷战”进入最后阶段的背景下,重提传统价值观被认为有助于对抗苏联,因此无法为自由派所拒斥。

传媒方面,里根政府在1987年废除了此前已沿用38年的“传播公平原则”,即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在报道与公共事务有关的话题时必须对等反映不同派别的观点。在那之后,以争取和巩固特定偏好的受众为目标的传媒日益兴起,直接放大了极端派观点对选民的影响力。2008年大选期间,诸如“奥巴马出生在肯尼亚”、“奥巴马是隐藏的穆斯林”这类阴谋论说法在共和党拥趸中大行其道,甚至至今仍有人深信不疑,便是新闻媒体丧失平衡功能、沦为党派喉舌的标志之一。而在今年的选战中,电视台、报纸等传统媒体由于担心经营收入和影响力的下降,对特朗普这个争议人物及其离经叛道的观点每每趋之若鹜,更是成为“特朗普旋风”的直接推手。《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两届普利策奖得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其评论中直白地指出,美国媒体精英本来应该对特朗普的厥词和他履历中的种种疑点做出理智的辨析,但因为电视台希望尽可能长久地维持“特朗普热”,在报道中往往将其塑造成一个胸无城府、乖张荒诞的闹剧人物,反过来使基层选民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印象:特朗普是一个直言不讳、真实、有趣的候选人,相比那些呆板乏味的建制派领袖是一个更新鲜的选择。“媒体主动把权力交托给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从而辜负了国家:我们成了特朗普的哈巴狗,而不是大众的看门狗。”

不仅如此,耶鲁大学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林垚在一项观察中指出:“文化战争”还催生了保守主义者赖以传播其政治观点的“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即在“政治正确”的舆论氛围掩护下,利用特殊的隐语和政治词汇表达极端诉求,并唤起特定选民群体的共鸣。例如“回到家庭”的潜台词是抵制妇女平权,暗示男主外、女主内的合理性并鼓吹反堕胎(家庭意味着生育);“改善治安”约等于从严、从重打击黑人和拉美裔居民的潜在可疑活动;“复兴基督教价值观”意味着反对同性恋平权、抵制堕胎和丁克;“改革就业和福利政策”则可理解为驱逐非法移民、限制“对社会贡献较小”的低收入者的福利。在这种精心设计而又一以贯之的宣传熏陶之下,选民虽然囿于政治正确的大环境,不敢公开支持特朗普那些张狂而极端的言论,但在内心却对其有相当程度的认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在2015年以来的历次媒体民调中反对声浪极高,却能在初选中轻松胜出——前者是对政治正确大环境的默认,后者才是保守派选民真实利益倾向乃至政策偏好的反映。

兴起于小布什时代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则是新政自由的批评者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第二次“补课”。它以“文明冲突论”为核心,直接质疑自由派的全球化战略在政治认同问题上存在的缺陷。出于减少对立、增加沟通和协调机会的考虑,新政自由主义者通常倾向于模糊化不同宗教和族群之间的分歧,将其由政治问题降格为个人价值取向或文化差异。而保守派直白地批评称:“美国式生活方式”的核心在于对某种特定政治德性的认同,在于从价值观和理念上成为一名好公民;而自由派的调和路线将使文化传统、宗教、道德等和政治德性直接相关的问题被彻底私人化,从而堕入了虚无主义的黑洞,使“公民德性”这项从独立战争起就构成美国政治关键基础的价值观被抽空,继而损害美国公民的国家认同和凝聚力。这一点甚至可以从美国政治学界的热门话题中窥见端倪:进入21世纪以来,几乎所有主流美国政治史家都在频繁提及“罗马的教训”;其用意当然不是简单的重温往事,而是要以“罗马是否因公民投入基督教怀抱、丧失国家认同而倾颓”以及“罗马是否亡于过度依赖外省蛮族”这两项历史问题的论争来影射现实。考虑到美国长期以罗马共和精神的继承者自居,个中意味一目了然。

相比之下,新政自由的辩护者虽然依旧在名牌大学和主流媒体中掌握话语权,但似乎正在丧失对一般民众的影响力。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派思想家面对保守主义者从道德层面射出的炮弹每每疲于招架,仅能按照对手设置的话题做出回应,似乎丧失了根据实际需要拓展思想体系的能力。而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在90年代人道主义干预问题上的过激表现,还令其日后的政治表态变得相当尴尬——既然这些意见领袖认定美国对波黑内战和科索沃的干预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又怎能理直气壮地反对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入侵呢?部分自由派思想家(例如在中国大名鼎鼎的迈克尔·桑德尔)开始直接反思自由至上、权力至上的传统新政路线在基础上的偏颇性,更多人则只是照旧集结在学院和报纸的基本盘下,做出徒劳的申辩。他们发出的声音,似乎在感染外国知识分子方面远超过对本国国民的影响;这种“虚假的影响力”,在迄今为止的初选过程中也正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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