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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自由”的危机:一场反传统的美国大选(2)

2016-06-27 15:49 作者:刘怡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26期
“特朗普现象”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它标志着以经济干预和文化多元化为特征的新政自由主义在诞生整整84年之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而即将到来的,将是一场特殊的反传统式选战。

新政自由的意义

在1986年出版的政治史经典《美国历史的周期》中,自由派历史学巨擘小阿瑟·施莱辛格(曾任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提出了关于美国政界主导性政策潮流和政党重组的周期轮替理论。按照他的看法,由于“人性天然包含有不满于现状的特质”,美国联邦政府的总体政策取向总是依据大众心理的变化,在推进公共目的和满足私人利益之间做周期性摇摆。前者表现为自由主义,后者表现为保守主义,通常以30年为一个完整的摇摆周期。而作为周期轮替开始标志的关键性大选(Critical Election),还会造成两大主要政党之间力量对比和选民基础的重大变化,从而对整个政党体系加以重构。

2016年4月19日,民主党建制派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出席在纽约举行的“初选之夜”集会。次日她宣布在这个东海岸重要票仓胜出

2016年4月19日,民主党建制派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出席在纽约举行的“初选之夜”集会。次日她宣布在这个东海岸重要票仓胜出

从1800年民主共和党候选人杰弗逊在第四届总统大选中击败联邦党人亚当斯,到1968年大选后共和党占据整整24年的上风,美国政党体系在不到170年间经历了6次重构,与施莱辛格的周期理论大致吻合。而对整个20世纪美国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变化,莫过于1932年大选期间由罗斯福首倡的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lism)。它在经济政策上表现为国家干预市场和激进的就业刺激举措,在社会思潮和对外政策上表现为对“四大自由”的张扬,在选民基础上则以银行和石油资本家、基层公务员、工会、蓝领工人、少数族裔(黑人、天主教徒、犹太人)、温和派、南方白人以及知识分子组成的“新政联盟”作为支柱。尽管“新政联盟”在1968年大选中因南方选举人坚持种族隔离政策、并最终倒向共和党而解体,但胜出的尼克松在社会福利、环保、工资和价格管控、外交等问题上的路线实际上延续了新政自由主义的基调,从而将“温和自由”继续维持了13年,直至1981年里根上台。

里根及其继任者老布什的12年执政期被视为保守主义的黄金年代,市场至上和减税、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徒)价值观以及鹰派外交这三项保守派“原初教义”在整个80年代兴旺一时,一度令自由派倍感压力。但事实证明,主要受益于“冷战”升级这项外因的保守主义复兴浪潮既不足以催生新的社会共识,大规模减税和巨额军费开支带来的经济低迷也足以令选民忧心忡忡。在1992年大选中,打出嘲讽式口号“关键是经济,傻瓜!”的民主党候选人比尔·克林顿不仅在太平洋沿岸各州取得大捷,还一举攻下WASP传统的大本营新英格兰地区全部6个州,使两党势力的影响力范围再度遭遇重构。相比之下,新保守主义代言人小布什在2000年大选中仅仅是依靠颇具争议的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才击败了戈尔,在准战时氛围下的2004年大选中也依旧没能赢得太平洋沿岸或新英格兰地区的任何一个州。换言之,和80年代的里根一样,若无反恐战争这项外部因素左右,小布什根本不可能赢得8年的执政期;而这两位保守派总统的政策在任内虽然产生过惊人的影响,却都不具备可持续性。

从1933年罗斯福第一次执政到2017年奥巴马的第二任期结束,整整84年间,白宫真正由“原教旨”保守主义者控制的时间不过短短20年(里根以及布什父子的5届任期);其余几位总统无论其党派归属如何,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政自由主义的影响。究其原因,20世纪美国自由派政治家对所谓“美国式生活方式”内在优越性的强调,与始于独立战争的例外主义传统以及美国在全球的领导权的运行方式高度契合,具有逻辑上的自洽性。而新政自由主义对族群融合、文化多元以及文明沟通重要性的反复强调,恰好迎合了上世纪90年代以降的全球化潮流,影响甚至进一步扩散到欧洲和亚洲。

作为“自由领导者”(Liberal Leadership)模式的倡导者和头号践行者,美国政府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热衷于鼓吹自由贸易,乐于通过世界市场进行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的输出。尽管经过70年代的力量重组,民主党在贸易问题上的公开口径变得较为审慎,但恰恰是在克林顿和奥巴马这两位民主党总统任内,华盛顿与亚洲-西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在规模和层次上都有了质的提升。加上美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后的一个较长时段内始终掌握着制造业的技术优势和全球第一的军事力量,白宫更倾向于建构一套开放性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以体系而不是单个国家的力量去支撑美国霸权。

对这样一个金融、信息产业和重化工业异常发达的国家来说,只要维持海外市场、原材料供给和投资机会的长期开放,资本增值的速度就可以获得确保。换言之,在把经济开放作为一种公利(Public Good)兜售甚至强加给全世界的同时,美国也在进一步巩固自身的繁荣源泉。而在最近25年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对贸易和资本流通自由的强调,甚至还被赋予了某种道德含义——按照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那两部广为人知的作品《理解全球化》和《世界是平的》中的说法,全球化意味着军事冲突的消弭、有效的国家协调和合作机制、惠及更多人口的持久经济繁荣以及超国家的人类共同利益。而新政自由主义,恰恰以其一贯的对经济相互依赖和文化多元化的鼓吹,呼应了这种道德叙事。

对新政自由主义者而言,奥巴马的两个任期在精神内核上延续了90年代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全球化主题,同时借助医疗改革法案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一系列监管和改革措施,返回到了罗斯福新政之初强化政府对市场干预的传统。在国际层面,尽管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硬实力有所衰退,但并未丧失自由领导者的地位,对小布什任内成本高昂的单边主义政策也做了适当的补救和调整。因此在2010年,当前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教授(Joseph Nye,Jr.)为《外交事务》杂志撰写题为《美国权势的未来:纵论支配与衰落》的文章时,依然不无倨傲地宣称:“国家不同于个人,其寿限无法提前预见。罗马在从权势巅峰跌落后仍能保持其支配地位达300余年之久,在此期间,没有哪个新崛起的国家能将其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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