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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1911~2016) 我们仨的世间传奇(3)

2016-06-03 10:17 作者:曾焱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23期
不介入政治,没有承担预言和拯救的社会责任,这样的文人在精神上有没有可能高贵?在杨绛先生的一生中,这样的设问她曾不止一次面对,并且也给了自己的回答。

 

走到人生边上

不介入政治,没有承担预言和拯救的社会责任,这样的文人在精神上有没有可能高贵?2004年、2005年,杨绛先生和法国学者刘梅竹两次通信,回答对方在论文写作中关于她和作品的提问。在这两封信里,年逾百岁的杨绛先生,对自我认知有格外坦白的表述。

刘梅竹在信中求证她从作品中获得的对于杨绛的印象:“我觉得,您不热衷英雄主义,反对狂热的理想主义,但同时却坚信人的力量。不过,这种力量不在于战胜别人,战胜环境,而在于面对各种人,各种环境均能调整自己,使自己适应环境而更好的生活下去,并力所能及为社会服务。”

杨绛答说:“对,但主要不是适应社会要求,是战胜自己,做最应该做的事。逆境是对人的锻炼。”

她确认自己是一个“以儒家思想做人,并且也是以儒家思想处世的人”,“我最爱《论语》,孔子是最富有人性的人”。

也是在2005年5月,钱瑗生前的朋友、香港作家陶然去三里河寓所探望杨先生,在书桌上,他看到杨先生翻开在读的是一本《孔子家信》。

钱锺书先生一生未收学生门徒,因为他坚信,“宗师之反倒,每缘门徒之礼拜”。这也是杨绛先生的处世态度。弟子墨守成规不逾矩,或挟师威欺世盗名,国内都很常见,却是钱和杨绝不愿见。杨绛先生2002年在《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代序)》中就说过:“钱锺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侧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他绝不号召对他作品进行研究,也不喜欢旁人为他号召。”

但两位先生并非没有惠及后学,只不过是用了另一种他们认同的方式。钱杨在国内的著作出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基本交由三家: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钱锺书先生去世后,2001年,杨绛先生按照他们事先的商定,将钱锺书和她2001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及其后他们所发表作品获得报酬的权利,全都捐与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来资助清寒学子。截止到2015年,仅从三联书店汇给“好读书”的钱杨版税就达1290万。

杨绛探究的是儒家的人性而并非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济世。她曾为自己和钱锺书先生的生活态度辩护,说:“我不是堂吉诃德”,甘愿身处卑微,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走到人生边上》2005年开始动笔。杨绛在一篇答《读书》编者的文章《走到人生边上自说自话》中提过,“2005年我94岁那年,立春之前,曾小病住医院。躺在病床上,闲来无事,无事找事,要对那几位朋友的信念来个质疑。我出院回家,第一事就写下了了《走到人生边上》的第一页。”

她和那几位朋友讨论的问题是灵魂。人死了以后到底还有没有灵魂?在写的过程中她反复思索,想了2年零6个月,才把自己的想法“像小女孩穿珠子般穿成了一串”,完成了这本书。2007年《走到人生边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杨绛在自序中说:

“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实际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好在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什么条条框框干碍我思想的自由。而我所想的,只是浅显的事,不是专门之学,普通人都明白。”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

2011年,在杨绛百岁生日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曾想为她做寿。文学所所长陆建德曾任外文所副所长,因为工作关系,每年都要去家中看杨先生。他说,从前在外文所英美室,有两位先生是民国前后生人,一位是杨绛,生于1911年7月17日;另一位是卞之琳,生于1910年12月8日。有一年,所里想要为两位老人同庆寿诞,杨绛拒绝了,说我不做寿——每年朋友们要来陪她过生日,她也都会在电话里轻声地说,我不做寿,你们自己在家吃碗面吧。而卞之琳先生,在他寿辰之前一个星期的12月2日去世了。

陆建德说:杨绛先生和钱锺书先生一样,他们都不是追求理想世界的普罗米修斯。面对不同时代的不同压力,他们的态度是永远保持自我特点,在压力下保持人格风度,“有时沉默,有时曲折,但振臂一呼不会是他们的选择”。

对于生与死的问题,杨绛既通达,又执着。“宗教讲的是来世,我只是愚昧而又渺小的人,不能探索来世的事,我只求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一辈子,能有什么价值。”所以百岁之后,她还要《走到人生边上》里想个明白。

晚年的杨绛先生,除了少数时候客人来访,日常陪伴身边生活的只是一个保姆。有每年都去三里河南沙沟钱宅探望她的人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起,先生后来几年和客人聊天,喜欢讲的都是小时候的事。说其他事情,再大再小,她语气总是冲淡的,谈到小时候和父亲杨荫杭,就听得出来有格外一些感情在里面。

和她聊过天的人都留恋那种记忆,说杨先生讲话声音轻柔好听,稍带一点南方口音,不缓不急,但“会讲故事,活色生香”,和她写文章一样有味。她最常提起八岁那年五月四日,也就是“五四”运动那天,她和三姐姐路过现场的经历:早上她们坐包车到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小去上课,看到马路上有许多身穿竹布长衫的学生,跑来跑去。等到下午放学的时候,那些学生就不让包车在马路上走了,她和三姐就停在路边,坐车里看热闹,看学生们举着小旗子喊着口号,一队过去,又一队过去。旗子上除了有“抵制日货”,还有“恋爱自由”。

杨绛先生跟去看她的人说:“五四”运动在现场的,如今大概只剩我一个了。

如今这“一个”也去了。5月27日上午,杨绛先生遗体在北京火化。和18年前钱先生去后一样,只有少数几个亲友相送,不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他们家中所藏的珍贵文物字画,于生前已经全部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他藏书和手稿等物,也得归其所。

一位采访对象告诉本刊,杨先生生前见一位名望很高的学者死后极尽哀荣,曾对身边的人轻轻叹了一句:何必呢。

在她译注的柏拉图《斐多》中,苏格拉底说:“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在人生的这个终极意义上,杨绛先生是真正的哲者。

(感谢实习生王琪整理录音。参考书目:《斐多》《杂忆与杂写》《听杨绛谈往事》《我们仨》《我们的钱瑗》,三联书店;《杨绛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走到人生边上》,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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