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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一本温暖的书(3)

2016-05-25 15:59 作者:曾焱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杨绛先生离去了。经过前几日的病危住院风波,这个消息显得不那么突然,但这一刻真正到来时,仍止不住难过。对《我们仨》的关注,不是对一个名人家庭的私生活的兴趣,而是读者对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生存空间有深切感念;是这个学者家庭的温暖情感,将读者和书联系在一起。

《我们仨》成了2003年读书界的热点

2003年夏初,SARS疫情爆发。本来计划在5月和读者见面的《我们仨》,出版时间推迟到了7月。

杨绛和钱钟书先生一样,一向不喜欢在媒体面前抛头露面。《我们仨》出版后,杨先生不同意为书做宣传,觉得鼓动读者买书这种事情太商业了,她不喜欢。“杨先生提出,她自己不接受采访,三联也不要在媒体上谈这本书。我问,要是人家自己写了书评怎么办?杨先生答我:人家说就管不了了。”董秀玉有点发愁:书出了,不声不响行不通,可又不能违背杨先生的心意。在为难的时候,有人帮了董秀玉的忙。“书出来后,三联书店给人寄赠过一些样书,其中有中央电视台的王利芬女士,那会儿她负责制作一档经济对话节目。有一天,王利芬给我打来电话,说书看了,特别感动,想给它做一期访谈。我们尊重杨先生的意见,只是请了钱瑗在北师大的学生和同事友好,还有几个老同学,谈论他们眼里的钱瑗和她父母。大约是2003年底,节目播出了,反响很大,关注这本书的人更多了。事后我问杨先生,您没说话,我也没说话,这样可以吗?杨先生没表示异议。”

书一上架,《我们仨》就成了读书界的热点。这种关注不是对一个名人家庭的私生活的兴趣,而是读者对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生存空间有深切感念,是这个学者家庭里的温暖情感,将读者的心和书联系在一起了。

“记得北京的SARS之疫刚刚过去,我就接到三联书店用特快专递寄来的《我们仨》,一读之下,我被震惊了。作者杨绛先生是著名的学者、翻译家、小说家和散文家,到7月,便是92岁高龄的老人了。早就听杨先生说起过她要创作《我们仨》的想法,但这几年,只见她在翻译《斐多》,在督促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钱钟书先生的手稿和读书笔记,也在处理那些挥之不去的纠缠烦扰,谁能想到,杨先生竟然勉力完成书稿,而且这本书稿竟然如此精彩:虽然走笔自在、平实,却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力度。”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钱钟书研究学者陆文虎教授读到书后,写了这篇读后:《梦中奇梦,情中至情》,发表在2003年7月25日的《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一个伟大的学者之家,竟是那样朴素和单纯……杨先生告诉了一个读者所不知道的钱钟书,当然,同时也就告诉了一个读者所不知道的杨绛和一个读者所不知道的钱瑗。”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周国平赞叹《我们仨》这个书名实在太好,在《古驿道上的失散》一文中,他写到:“书出之前,已听说她在写回忆录并起好了这个书名,当时心中一震。这个书名实在太好,自听说后,我仿佛不停地听见杨先生说这三个字的声音,像在拉家常,但满含自豪的意味。这个书名立刻使我感到,这位老人在给自己漫长的一生做总结时,人世的种种沉浮荣辱都已淡去,她一生一世最重要的成就只是这个三口之家。”

《我们仨》迅速成为各书店的畅销书榜首。很多人都是泪流满面地读完这本书,媒体书评栏目将它评为“2003年最感人的书”。董秀玉说她本来建议首印20万册,以钱先生和杨先生的影响力,她对这个印数很有把握。三联书店出于谨慎,首印定为3万册,结果在12天内即销售一空,之后半月内连续加印3次,每次都是前一批书还没有下机器,后面的加印单就来了。直到半年后的2004年2月,发行部提供的数字仍保持“一个月内发书6万册”。第一年,《我们仨》就发行了47.5万册。 

首印数过于保守还带来一个小插曲。董秀玉回忆说,封面设计当初有两个方案待选,一是现在读者熟悉的浅棕条纹纸,朴素而有质感;另一设计为黄绿皮封面,中间放一张钱钟书先生全家的合影。最终定稿采用了条纹纸这版。“因为首印只定了3万册,印厂备货不足,三联反复要求加印时,封面用纸供应不上了,结果第一个月印发的那批书里面,大约有两三万册改用了那版黄绿色的封面设计。”这算是一个意外的“错版”。

这本书的影响也到了台湾。台湾中国时报评选“2003开卷好书奖”,《我们仨》获得十大好书(中文创作类)的第一名,评委会的评语是:“92岁高龄的杨绛,以平和笔调记录了她与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及女儿钱瑗相守63年的人生经历,让读者与她一同沉浸于苦难与幸福、快乐与忧伤交织的人生实境中。书中收录了三人往来的文字、书信与图画,不仅如梦似幻地道出挚情难断的依恋,也在清丽幽默的文字中浓缩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读书人深邃厚重的人情及正直清朗的操持。” 

国内新浪网评选2003年度精品图书,《我们仨》名列网络读者投票第一名,“网络读者年轻人居多。杨先生听说这件事情后,很高兴,说没想到年轻人也喜欢看《我们仨》。”董秀玉记得杨先生特地为新浪网这次评选活动写了一份答词,在熟悉的人看来,这是杨先生难得一次愿意和媒体发生联系。

新浪那份榜单上还有黄永玉先生那本《比我老的老头》。在《我们仨》出版的2003年,国内图书出版的局面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八十年代,国内出版依赖翻译西方书籍和老一代文化大家的著述来填补无书可读的空白,冯亦代、吴祖光、黄苗子、黄永玉、丁聪等都是三联的常客,《懒寻旧梦录》、《随想录》、《围城》这些书曾为读书界撑起了文化阅读的空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1978年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中青年知识分子开始以新锐学术思想主导精英阅读,老一代文化大家退守书斋整理学术旧著,着手准备为世人留一笔宝贵遗产。进入21世纪后,这批学贯东西、经历过上世纪三十年代中西文化冲撞与繁荣的老人仅存几位了,他们陆续出版回忆故人旧事的文字,为大时代留存侧影。在2003这一年,就有7月三联出版《我们仨》、9月作家出版社推出《比我老的老头》。《比我老的老头》虽没有《我们仨》那样广受关注,也吸引了不少读者。黄永玉先生以他独特、平和、机敏的语言风格,讲述钱钟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黄苗子等十几位文化和艺术大家的平常事。和那两年泛滥书市、热衷于贩卖自我的名人传记相比,文化名宿的这两本书朴素干净,带给读者久违的厚重的阅读境界,因此长销不衰。

2004年7月,为纪念《我们仨》发行一周年,三联又出珍藏本,封面为蓝色布面烫银精装,其中1000册为读者在版权页上加盖了钱先生、杨先生和钱瑗的印章。征求了十几家书店的意见后决定,三联决定珍藏本首印6000册,没想到读者需求远在书商的估算之上,几次加印,珍藏本也发行了18000册。董秀玉说,她曾想为这本书再做一本5周年纪念版,把钱瑗的同事和学生为她栽种纪念树的照片加进书里,可惜没有做到,“《我们仨》这本书我知道会畅销,但没想到那么畅销。杨先生用她的全部感情在写,读者也用心在读,这种心和感情的深入交流真是太难得了。杨绛先生把书稿交给我的时候,我已经退休离开三联了。但我觉得这书应该是三联的,我离开了,就算是送给三联的一份礼物吧。” 

5年过去了,《我们仨》每年都在重印。平装本、珍藏本共加印26次,发行55.9万册。三联保存的书稿案卷记载,遵照杨绛先生的要求,《我们仨》全部版税都寄给了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一本温暖的书,书里书外,莫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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