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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一本温暖的书

2016-05-25 15:59 作者:曾焱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杨绛先生离去了。经过前几日的病危住院风波,这个消息显得不那么突然,但这一刻真正到来时,仍止不住难过。对《我们仨》的关注,不是对一个名人家庭的私生活的兴趣,而是读者对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生存空间有深切感念;是这个学者家庭的温暖情感,将读者和书联系在一起。

编辑记忆的《我们仨》

“我和杨绛先生的往来,大都是为工作。第一次去钱家早在1981年,是当时的三联书店总编辑范用带我去的,那年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了《干校六记》,范用先生读完很激动,想在国内出这本书,便去向杨先生请求,几个月后这书在三联出版了,是我最早编辑的杨绛先生的书。之后三联又出了《将饮茶》、《洗澡》,责任编辑也是我。后来我被派去香港三联工作,再回到北京三联这么多年,《我们仨》是我重新事无巨细、从头至尾地操作一本书。”在《我们仨》的版权页上,责任编辑一栏署名“冬晓”,有读者可能不知道,这个“冬晓”是北京三联书店前总编辑董秀玉。

《我们仨》:一本温暖的书

从范用先生时代起,钱钟书和杨绛二位先生就给了三联书店很多支持。钱钟书先生的诗集《槐聚诗存》1995年在三联书店分别出版了线装和平装两种版本。1998年6月,北京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印行大型文库《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这是钱钟书先生唯一一次出任丛书主编,并亲自审定编辑设想、编纂方案和拟选书目。“我在香港三联期间,听钱先生有次批评出版界古籍泛滥,提出应该重视中国在20世纪初西风东渐时期的学术思想。这样我就想办法做了这套《中国近代学术名著》,请钱钟书先生担任主编,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朱维铮教授做执行主编。”董秀玉回北京主持三联工作后,又促成出版《钱钟书集》,三联组织最权威的学者编校文稿,不惜工本印制最优秀的版本,历时6年,终于在2001年出版,包括《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等10种13册,计300多万字。

“杨先生把《我们仨》书稿交三联出版,有前面这些渊源。”董秀玉说。杨绛先生也在她写三联书店的一篇文章中提过:“我和钱钟书把书交三联出版,是因为三联是我们熟悉的老书店,品牌好。三联有它的特色:不官不商,有书香。我们喜爱这点特色。”

关于《我们仨》这本书定题、写作和出版的经过,董秀玉至今记得每一个情景:

“1994年夏、1995年冬,钱钟书先生和女儿钱瑗相继住院,杨绛先生八十多岁了,奔波于家与两所医院之间。三人分居三处,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年。其间有一次我去看望杨先生,当时钱先生和女儿都病情加重,再加上一些无聊的烦心事干扰,杨先生的心情很不好。我劝先生不理那些莫名其妙的事,赶快抓时间写写你们仨,这件事只有你能做,而且十分有意义。杨先生答应了我,说好,就写一本《我们仨》。

“最初设想,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瑗写父母,杨先生写父女俩,钱先生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到1996年10月,钱瑗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瑗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先生见重病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我记得钱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年2月26日,她去世的前6天。”

1997年3月,钱瑗走。1998年12月,钱钟书先生也去了。相继失掉两个最亲爱的人,杨先生心里的哀痛可以想见。年近九十的老人给自己安排了繁重的工作:1999年用一年时间把手头正在翻译的柏拉图对话录《斐多》译完,2001年把三联书店6年来一直在编校的《钱钟书集》定稿出版,同时着手誊清、粘贴、整理钱先生生前留下的大量手稿和读书笔记,交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钱钟书手稿集》。2002年冬天,杨先生终于开始写《我们仨》。从约稿到动笔,时隔6年,董秀玉说她从未想过要催促杨先生,“我知道她心中有数,能写的时候自然就会写了。”

2003年4月,董秀玉接到杨先生打来的电话,告知写完了,要她去家中取书稿。董秀玉赶到杨先生在三里河的寓所,坐在客厅里一口气读了两个小时,“杨先生的文字还是像过去那样含蓄节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安静的难以言表的忧伤都在字里行间。”第一部分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讲述了自1935年与钱钟书赴英国留学、生下女儿钱媛,直到1998年钱先生逝世这63年间的亲情。“我们俩老了”,“我们仨失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在这三个小标题下,杨先生回忆了先她而去的女儿、丈夫,一家人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

2002年杨先生92岁。漫长的63年的家庭历史,她用三四个月写了出来。一个老人,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意志,才能把如此深重的大恸化成平和的文字,给读的人以温暖和安静?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董秀玉亲眼看见这一家人和病魔斗争的艰难,尤其懂得杨先生心里的痛苦,但老人又那么坚强,留下来独自完成了“我们仨”所需要完成的全部。读不到一半,她眼泪就忍不住地流下来。她看稿子的时候,杨先生在旁边做自己的事情,有时走过来,摸摸她的头。面对这个身子虚弱心灵却强大的老人,董秀玉心里充满了敬重,她问杨先生:我读的时候都这么难过,您写的时候该有多痛啊!杨先生说,所以,到现在才动笔写它。

“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春梦。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相守相助,相聚相失。”书出版后,印在封面上的这几句话,是董秀玉浓缩了自己从这部书稿中感受到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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