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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盗墓传奇,重寻红山遗址(3)

2016-05-24 10:19 作者:邱杨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21期
源头始于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遗址早在30多年前就被盗空了,近些年的盗掘轨迹显示,盗墓贼逐渐往辽西地区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推进,呈现包抄之势——这意味着辽西一带的盗墓高峰已经来临。

 

“关外第一高手”

姚玉忠被捕的那刻恰好是他的生辰,2014年11月26日凌晨3点。这个看了大半辈子“风水”的盗墓贼,此刻也不得不相信这一切是天意。在12个盗墓团伙中,被称为“关外第一高手”的他是编号101的头号主犯,也是其中资历最深的“盗墓祖师爷”。

可要逮住这个“祖师爷”并不容易。早在走访赤峰市古玩市场时,50多岁的中年男子“老姚”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穿得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的他,看文物的眼力简直成了古玩市场里的“传说”,尤其是红山时期的玉器,一看一个准儿。随后不久,当地赌场上也开始流传“老姚”的轶事,经常输个几十万、几百万元也不眨眼。“这个‘老姚’既不是开矿的,也不是什么大老板,他的钱从哪里来?”警方逐渐把目标锁定在“老姚”身上,他的身世谜团才就此慢慢打开。

姚玉忠1962年出生在内蒙古赤峰市新房村的一个箩匠家庭,七个孩子里唯有排行老三的他学会了父亲的祖传手艺。年轻时他常常带着编好的竹箩走村串户,还倒腾过羊绒、皮子生意,赚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在同村人眼里,这个寡言少语的年轻人是个头脑活络的聪明人,总爱读与历史相关的书籍,甚至会看星象和风水。事实上,早在读中学时姚玉忠就开始学着盗墓了,在他看来,这是发家致富最快的路子。他对红山文化研究颇深,加之近年来红山文物越来越值钱,盗10件青铜器还未必比得上一件红山玉器,渐渐地,他就专门只盗红山古墓遗址。

姚玉忠的人生转折始于赌博,从闲时打发时间的娱乐,演变成嗜赌如命的“老败家”。过去小赌时,就常常有人来家里讨要赌债,老婆孩子晚上睡觉时不得不在枕边放把刀子傍身,而后来赌大了,姚玉忠更是不着家。事实上,生活中的他过得并不奢侈,对烟酒的兴趣也很淡,但赌场上的他却出手阔绰,有时输得急眼了,还会把随身携带的古董现场抵押换成赌资。赌博推着他更疯狂地卷入盗墓,在2013到2014短短两年间,外出作案多达200余次。常年浸淫其中的他,有着异常精亮的眼睛,甚至能在夜里看清200米开外的动静。

作为团伙的总指挥,姚玉忠的看山“秘诀”鲜少外传。每次踩点,他都是独自一人,从不许别人跟随,私下闲聊时也绝口不提看山“秘诀”。而在其他团伙成员看来,姚玉忠分赃时太不“地道”,每到快挖出东西的档口,他就自己一个人下去把文物都捡走。以至于其他人连到底挖出了多少东西都不知道,只能是姚玉忠赏赐多少就是多少。团伙里很多人一气之下另起炉灶,包括他的七弟姚玉飞也“单飞”了。尽管矛盾重重,这些新的盗墓团伙仍然与姚玉忠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联。

而姚玉忠策划的一起抢劫案,则牵出了本案的第二大盗墓团伙。今年38岁的冯杰是辽宁凌源人,经营着一家名为“宝之都”的文物店。2014年11月的一个晚上,他被人在家中楼下控制,被迫交出存放文物的保险柜钥匙,并被抢走8件红山玉器。事后,冯杰才得知这伙人是在姚玉忠的指示下“黑吃黑”。而警方也是在这起蹊跷的抢劫案后才注意到冯杰及其背后的盗墓团伙。“冯杰4人团伙的隐蔽性极强,从不聚在一起喝酒、打麻将,仿佛是4个毫无关联的陌生人。每到晚上,却能瞬间凑在一起踩点挖盗,分赃平均,组织严密。”甚至有其他盗墓团伙想让冯杰帮忙掌掌眼时,他还道貌岸然地劝诫:“这都法制社会了,还盗啥墓?有这时间还不如外出打打工。”

冯杰团伙里的骨干成员还包括姚玉忠的七弟姚玉飞。由于姚家80多岁的老母亲住在姚玉飞家,姚玉忠并不希望弟弟陷得太深,每次干活便只让弟弟开车和放哨。但姚玉飞心里却暗暗犯起了嘀咕:是不是三哥挣钱多,给自己的少?他便留了个心眼,每逢干活时便偷偷跟着三哥,偷学其“寻龙看山”的本领。结果却被姚玉忠发现了,大发雷霆之下兄弟俩闹掰了,而姚玉飞也搭上冯杰,就此另起炉灶。

王子朋团伙则是姚玉忠明面上的徒弟。王子朋与姚玉忠在赌场上偶然相识,臭味相投的二人一拍即合:姚玉忠教王子朋盗墓手法,王子朋则充当姚玉忠的保镖和金主。在追随姚玉忠的过程中,王子朋掌握了娴熟的盗掘技能,甚至自诩:“在寻找红山墓上,这世上除了姚玉忠就是我最强了。”落网后他积极举报姚玉忠的犯罪线索,内心盼着姚玉忠判重刑永无出头之日,这样自己便能占领红山文物的“霸主”地位。在押解他辨认案发现场时,走火入魔的王子朋一到山上就情不自禁地低头拣陶片,甚至说出来后还要接着干,妄图东山再起。

地下生态与保护区调整

几乎每个盗墓团伙背后都有固定的“掌眼把脉”销赃渠道,这些环节是将盗掘文物变现为真金白银的关键,串联起非法文物交易的地下生态链条。

王红岩告诉我们,有的销赃走的是上层路线。天津的张鹏开了一家民间博物馆,以收藏文物的名义暗地进行非法出土文物倒卖。姚玉忠便直接跟他联系,通过他再转手卖给各地的大老板、开发商甚至政府官员。而赤峰市红山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和副会长,则假借专家学者的身份从事非法文物交易,甚至常常第一时间赶到盗掘现场坐地收赃。“警方对盗掘团伙的抓捕消息一传来,他们就如同惊弓之鸟般四散逃跑了。”

除了上层路线,还有通过民间古玩市场销赃的。涉案的大多数文物贩子都在北京的潘家园、沈阳的鲁园和赤峰的古玩市场里设有店铺。事实上由于存在诸多法律漏洞,目前的民间古玩市场鱼龙混杂并不规范,一大批文物贩子藏污纳垢于其中,致使盗掘文物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多次转手。

经过一遍遍“过水”的文物身价暴增。以一件“牛首玉人”红山器物为例,盗墓贼以200万元出售,几经“掌眼过水”后到达文物贩子手中就变成了600万元,最后则以1200万元被天津的张鹏收走,而一位陈姓台湾商人则多次表示愿以2亿新台币的高价求购这尊“牛首玉人”。王红岩告诉我们,一旦红山玉器进入香港、台湾地区等海外市场,价格就是几十倍甚至数百倍的暴增。更为严重的是,一旦非法文物流出海外再回流时,便能被跨国“洗白”,堂而皇之变成合法渠道获取的文物。让王红岩感到欣慰的是,此次红山盗墓案的破获进一步推动了18条文物犯罪司法解释的全部修改,成为撬动规范文物市场多米诺效应的第一张牌。

与此同时,陆续追缴回来的文物数量是惊人的:共追回涉案文物2063件,其中一级文物248件,二级文物142件,三级文物262件,一般文物1411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追缴被盗文物最多的案件。其中多为红山文化典型器物——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玉钺、马蹄形玉箍、双联璧以及兽面纹丫型器等,部分玉器和陶器更属于国宝级文物。

相关部门派出了研究红山文化的顶级专家组,但就在他们来到朝阳市对涉案文物进行第一次鉴定时,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按照既往的研究成果推断,尚未挖掘出来的红山文化玉器应该不超过200件,但这次却追缴回如此大量的红山文物,部分专家提出质疑:哪来那么多红山玉器?甚至认为这些涉案文物不是真的。”专家们在小小的财务中心办公室里争论得面红耳赤,这样的场景让王红岩印象深刻。但他并不着急,胸有成竹地通过案件分析、现场勘查、痕迹比对等一系列证据链条的严密呈现,最终让持否定意见的专家心服口服。专家普遍认为,此次案件的破获不啻为红山文化研究颠覆性的大发现,从器物组合到玉料选用,都填补了红山文化考古发掘的多项空白。“专家们有老大长进了。”说起这点,王红岩不无骄傲。

但盗墓盗的不仅仅是文物,更严重的是对遗址历史原貌的损毁,造成了历史文化信息的丢失。而这些信息对红山文化的研究推进,对5000年文明的进一步佐证,都有着重大价值。王红岩希望通过盗墓贼的现场指认,重新复盘遗址现场。第一次和专家们鉴定案发现场时,郭大顺先生跟王红岩说,准备去的两个地点他之前来过,是考古发现过的地点。王红岩也不急着解释,只说到现场看看吧。结果到了喀左的水泉,眼前看到的画面却让专家们傻眼了,大面积的积石冢群就裸露在大片农田周边。年近80的郭先生激动得热泪盈眶,反复感慨:“国家三次文物普查期间我走过了辽西这么多地方,却从来没来过这里。”由于我国推行抢救性发掘政策,过去是盗墓跟着考古走,但现在却是考古跟着盗墓走。专家曾判断,距牛河梁40公里内会有重大发现。而此次在喀左水泉因盗掘而发现的遗址群,从器物组合和考古现场判断,是红山先民居住地的可能性极大,恰好距离牛河梁保护区39公里。

这意味着红山文化遗址群在辽西地区不仅仅只有牛河梁一个核心区,其覆盖范围甚至可能辐射整个朝阳境内。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地下遗址的地表目前仍处在耕地状态,如若未来红山文化遗址群的范围将有大规模调整,这片土地之上的百姓民生问题如何解决才是遗址保护能否真正长久的关键。在王红岩看来:“如果处理不好,可能激化各方面的矛盾,但如果处理得当,也可能成为当地发展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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