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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其人其事(5)

2016-05-06 13:20 作者:丘濂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19期
2016年4月20日,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因胃癌在上海去世。他是这场运动的执行者、牺牲者与捍卫者。他没能走出历史去进行反思,然而他一生的经历却是反思浩劫很好的素材。

 

一生的烙印

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此时戚本禹在监狱里已经被关押了15年,他在3年后出狱。18年的牢狱生涯,正好相当于他在中南海里平步青云的18年光阴。

报告文学作家叶永烈在1988年第一次见到了戚本禹。“他神态自若,头发乌黑,很随便地蓬松着,肥瘦适中,身体不错,只是前额有较深的抬头纹,普通话中略带一点山东口音,不像关锋那样有浓重的山东腔……他正在写作,桌上放着许多手稿。稿纸是无格白纸,用蓝黑墨水写,字并不漂亮。桌上放着一个木质信筐,插着一些信和凌乱的便笺。”叶永烈在《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一书中这样记录。出狱后,戚本禹被安排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他喜欢历史,叶永烈看到的是他正在办公室里写书的景象。

戚本禹陆续以“戚文”或是“司马琪”的笔名出版了一些和传统历史文化相关的图书。《先秦人物论》《秦代人物论》《两汉人物论》和《三国人物论》就是戚本禹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的一套历史书籍。责任编辑褚赣生说,戚本禹充分利用了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便利条件,对他读史论人有比较深的体会,也能将他的观点渗透在自己的写作当中。“这套书的一个特色就是把毛泽东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观点汇合在一起,配了大量他的读史手记。毛泽东读史擅长活学活用,撇去影射政治不谈,有着不少高明之处。”褚赣生认为戚本禹的写法仍然带有毛时代的烙印,比如会拔高农民起义的地位,或者推崇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不是去看一种综合力量,“不过瑕不掩瑜,能看出作者还是具备一定的历史修养”。

戚本禹当年对叶永烈说,他做不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蛀书虫’”。他断断续续在写和“文革”有关的回忆文章,其中有对这场运动合理性的肯定,有对领袖的效忠和辩白,就是缺乏对“文革”悲剧根源的思考,以及对那些无辜受害者的歉意。他对“文革”的反思有限,始终坚持毛的本意是发动一场“反修、防修”的运动,由于执行的偏差和主观条件的限制才会导致失败。

齐鲁出版社总编辑孙言诚经过朋友介绍认识戚本禹后感到他的口述很有价值,想以此为史料来做“文革史”的专题研究。在写下一篇《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的记述后,两人却产生了罅隙,无法继续合作。孙言诚的文章中引用了何载的女儿,以及戚本禹两方面的信息,得出的结论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八司马”把何载等人打成“右派”,是极“左”的表现;年轻人给党组织提意见就被打成反党集团,也不正确。“‘反右’与‘文革’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大多数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的人也在某个时期不公正地对待过别人,这是事实。”孙言诚这样写道。戚本禹则不能接受这篇文章参考其他人的回忆,他认为他提供的才是最可信赖的叙述。

2008年,戚本禹在朋友的陪伴下重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在1968之后就再也没去过。他告诉朋友:开国大典时,他是青年团校的学员,就站在国旗杆下;成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人员后,他在观礼台服务;到了“文革”初期,他终于能够站在城楼上见证领袖接见红卫兵……戚本禹久久地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实习记者刘畅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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