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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其人其事(3)

2016-05-06 13:20 作者:丘濂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19期
2016年4月20日,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因胃癌在上海去世。他是这场运动的执行者、牺牲者与捍卫者。他没能走出历史去进行反思,然而他一生的经历却是反思浩劫很好的素材。

 

“文革”中的急先锋

1965年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江青在上海找了张春桥、姚文元秘密起草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于11月10日刊登在《文汇报》上,从而点燃了“文革”的导火索。此时,紧跟形势的戚本禹也急忙写下一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在《红旗》杂志发表,矛头直指历史学家翦伯赞。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有高于姚文元文章的夸奖。戚本禹回忆:主席在1966年和他的谈话中讲,文章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这是马克思总结无产阶级斗争得出的经验。等到1966年8月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再次引用了这句话,使得“造反有理”成为整个“文革”的口号和行动纲领时,戚本禹才明白主席当初讲话的意味。

1966年5月23日,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室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田家英自杀,戚本禹代替了他的角色。由于戚本禹积极跟随毛泽东搞“文革”,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戚本禹被选为小组成员,排名在穆欣、姚文元之前。“文革”期间,“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功能,戚本禹也从最早中秘室秘书的十六级干部身份,跃身成为中央首长。从1966年5月到1967年12月之间,戚本禹就向红卫兵、学校师生、工矿企业代表、各地造反派发表有大约120余次的讲话。戚本禹身材超过1.8米,因为经常抛头露脸传达指示,造反派便送了他“戚大帅”的名字。随着“文革”的不断深入,戚本禹的自我也日益膨胀起来。

戚本禹对于政治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莫过于1967年3月30日在《红旗》杂志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它明确发出了打倒刘少奇的信号。后来毛泽东在与外宾的谈话中多次把它看作“文革”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这篇文章的写作动机还是基于戚本禹对于政治的敏感和主席心理的把握——毛泽东曾经多次直接或间接地表示要批判《清宫秘史》,戚本禹找知情人询问,才明白这部片子包含着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一个分歧。文章完成,毛泽东亲自做了修改,例如增加驳斥义和团是暴民胡作非为,以及表扬爱国女青年“红灯照”。这篇文章注定会引起全国和世界注意。周总理提出,刘少奇的问题这样一下提出不好,还是署名个人而不以社论的形式表明官方立场。于是这篇署名戚本禹个人但实际经过集体开会讨论过的文章就这样诞生了。

在学者毕唐书看来,如果说戚本禹早期评价李秀成的文章还可能具有学术价值,那么到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抓住一点,无限上纲,强词夺理,装腔作势”的文章便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它充分展示了什么是“文革”式的暴力语言,戚本禹也完成了他从自由学人到“文革”打手的转变。“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文章这样凶猛措辞。清华大学教授、“文革史”研究者唐少杰认为,这篇文章的厉害程度就在于将刘少奇问题宣告为敌我矛盾,而不是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给他政治上判了死刑。文章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清华大学召开了30万人参加的批判王光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薄一波等300多名原党和国家各级重要干部的大会。会上王光美被强迫穿着出访印度尼西亚时的旗袍、戴着乒乓球串成的假项链,受尽了侮辱。

戚本禹曾经辩解,批斗王光美的时候他一直电话掌控着全局,每过10分钟清华的红卫兵就要给他一个电话来汇报情况,因此批斗王光美时用到的手段,“都是蒯大富他们乱搞的,并不是上面要搞”。戚本禹牵涉的其他罪状——如揪斗彭德怀,导致原煤炭部部长张霖之被迫害致死,围攻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等,唐少杰评价他是一名冲在最前的“闯将”。“他揣度上意来具体实施,分寸就很难掌握,群众发动起来也难以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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