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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其人其事(2)

2016-05-06 13:20 作者:丘濂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19期
2016年4月20日,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因胃癌在上海去世。他是这场运动的执行者、牺牲者与捍卫者。他没能走出历史去进行反思,然而他一生的经历却是反思浩劫很好的素材。

政治新星

戚本禹的名字为一般大众所熟知,缘自1963年写成的一篇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在此之前,罗尔纲等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大家多认为太平天国将领忠王李秀成被曾国藩的军队逮捕后写下的自述是“伪降”,委曲求全的叙述是保存实力的一种手段。而戚本禹的文章则认为那完全是一份背叛太平天国事业的自白书:“‘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秀成却含着羞愤的眼泪,怀着失节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国’。”在学术文章中引用诗词来强化其表达力,这是戚本禹的一个创造。而像其中“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一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则马上在当年的反修文章中有了若干变体,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语言。比如,“你们倾伏尔加河之水,也难以洗刷背叛革命之耻辱”。

戚本禹着手写文章时是1962年底。他从主席的阅读书目中得知主席在看和太平天国相关的书,自己便找到一些来读,其中就包括《李秀成自述》。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来写文章,戚本禹说:“党内对赫鲁晓夫背叛列宁、斯大林的行径正在进行严厉的批判。对革命叛徒深恶痛绝的感情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我的思想观,并激发我写作的冲动。”在秦城监狱写下的材料中,戚本禹还写到了一点:“三年困难时期,有一股很大的为彭德怀翻案的力量。当时演出《李秀成之死》是为彭德怀翻案,我认为是攻击主席,应该起来作战。”

文章刊登在《历史研究》上,之后戚本禹就被派往闭塞的冀东农村做调查去了,这使得他在最初一个月对文章引发的争论一无所知。等他回来才知道,经过《北京晚报》等一些报刊对文章的介绍,无论社会上还是学术界早已经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历史博物馆把李秀成的画像一度摘了又挂上;中学教师纷纷表示太平天国涉及李秀成的部分不知道该怎样来讲;中宣部部长周扬以及史学界由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等著名专家组成的研讨会,都对文章持批判态度。

逆转形势的是毛主席对于李秀成是否投降变节的十六字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戚本禹开始听江青做口头传达时还以为是“忠王不忠”,后来才知道是“忠王不终”,意为晚节不保。江青告诉戚本禹,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未能解决,他的文章正好针对这个,为党立了一功。她还转交给戚本禹台湾出版、主席看过并夹了条子的《李秀成供状》,鼓励他继续写文章。

1964年,戚本禹又写下第二篇《怎样对待李秀成的变节行为》。按照江青的意思,文章拿给康生来润色。康生建议要连带汪精卫一起批评,这样“人们对李秀成的英雄情结就彻底化解了”。于是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了叛徒问题,从李秀成到汪精卫,再到苏联的考茨基,在国内引起了更大震动。根据《光明日报》在刊登文章后的统计,第一个月收到各界来稿59篇,其中赞同戚本禹的有27篇;等到第二个月,便有来稿76篇,其中赞同者上升到58篇。

这是戚本禹写政治文章的开始。历史为政治服务,这是当时主导史学研究的思想。精通历史、文思敏捷,又善揣测上意,戚本禹为自己的才华找到了用武之地。评论李秀成的文章让戚本禹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康生准备向中央办公厅要人,将戚本禹调到钓鱼台写反修文章的理论班子。想不到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陈伯达抢先一步,给主席打了报告,将戚本禹调到了《红旗》杂志,担任了历史组组长。《红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组长均由比较有名气和地位的党中央理论骨干担任,而毛主席又十分喜欢研究历史,对历史组特别重视。这都预示着戚本禹的政治前途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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