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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迪的力量与形象,以及亚裔女性

2016-04-21 15:24 作者:张月寒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16期
亚裔女性在西方社会的Stereotype(固有印象、刻板印象),是一个连绵不绝的话题。

长直发、单眼皮或丹凤眼的一开一合间徐徐描了一条细长、充满意味和身份诉说感的黑色眼线。风情万种的轮回间,又漂浮了一种难以名状的东方神秘气氛。许多西方社会的优秀男性,默多克、扎克伯格、伍迪·艾伦、尼古拉斯·凯奇……身边都不约而同挽着或曾经挽过一个具有远东神秘气息的亚裔女性。一时间,“亚洲现象”,于西方社会似乎谈所必及。

本月初爆出的邓文迪新绯闻,也让更多人开始思考亚裔女性在西方社会的Stereotype问题。《纽约时报》4月5日发表了一条关于亚裔美国人有关“种族”和“肤色”的谈话视频,采访了一些在美国出生的亚裔人群。视频内容确实发人深省,于脸书上被多次转发。

邓文迪

其实,关于亚裔女性的Stereotype问题,一直以来就都存在,已经有多篇论文论述。总结而看,“她们”在西方社会两种雷打不动的刻板印象就是中国娃娃(China Doll)和龙女士(Dragon Lady)——或“虎女”(Tiger Lady)。前者是指顺从、被动、没有自我思想、完全取悦男性的一种“娃娃”形象,后者则指充满野心、狡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心机女形象。

最早被西方媒体称为“龙女士”的亚洲女子其实可以追溯到慈禧太后。由于中国在西方人眼中,“龙”的印迹感特别强,于是当时的中国或华裔女人也不可避免地被套上这一西方人认为是神秘、充满东方韵味的意象。接着被称为“龙女士”的还有宋美龄、第一位美籍华人好莱坞影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于是渐渐地,“龙女士”这一称谓成为西方人对亚裔女性的一种刻板印象。

之前的“虎妈事件”以及不断发酵的“邓文迪现象”让“龙女士”的固有印象得到了一种现代性“验证”。这其实是一个悲哀的现实:就算已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西方媒体对于新兴崛起的亚裔女性,还是有着很强烈的Stereotype色彩。几年前,当蔡美儿的“虎妈事件”在西方成为新闻的时候,很多主流媒体——从《华尔街日报》的《为什么中国母亲总高人一等》到《纽约时报》的《蔡美儿是个懦夫》等都是消极色彩标题。而1999年邓文迪和默多克的婚讯在西方媒体传开以后,更有很多人简单地将她套上“龙女士”、“掘金者”的称号。2011年她的那一著名巴掌后,则干脆被冠以“虎妻”。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也发表了一篇名为《俯身的文迪,隐藏的老虎》这颇具歧视感标题的文章。英国比较右翼的一份报纸《每日邮报》也说她是“节节爬升……爬到亿万富翁身边”的等级攀爬者(Social Climber)。同样的英语单词Social Climber曾被用于萨克雷的小说——《名利场》中的蓓基·夏泼。

其实,至今,很多人对于邓文迪不齿的原因或可解释为很多人其实希望自己可以像她一样。同样是坐飞机,人家坐一次飞机就从此改变了人生。从一个看似没有希望的小背景里走出来,抓住几乎人生中的每一次机会。不愿服输,失败了也完全不给自己舔舐伤口的时间。在所有人都在研究她这样一个女人何以频频获得世界上最有权势男人们的屡屡青睐时,她或许已经又在抓住人生中的下一次机会。

与此相对,另一截然相反的东方女性Stereotype,则是“温顺、被动、服从”的“中国娃娃”。号称“殡仪馆天后”的美国颓废派女歌手拉娜·德雷(Lana Del Rey)在歌曲《没有你该怎么办》(Without You)中就有一句“I can be your China Doll”的歌词, 意指“我可以成为你温顺的中国娃娃(任你摆布的样子)”。

类似意象早在上世纪70年代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中国女孩》(China Girl)中就已初步奠定。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如今看来其实是种族歧视色彩颇强的。除了那句让人恼火的“My little China girl”(我的小中国女孩),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歧视性举动:用双手把眼睛拉小,借以讽刺亚洲人眼睛都很小这件事。这一举动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其实会被认为是非常粗鲁的。录影带中还有莫名其妙的“撒米”场景,印记着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另一Stereotype——米。

拉娜·德雷是现代歌手,代表美国曾经那种奢华复古风。她的歌曲充满了一种反讽的张力,也充满着对女性角色、身份的深层思考。由此,她的很多歌词都是反讽。同时她的歌曲画面感也极强,会在其间塑造一种强烈鲜明的人物形象,歌词中充斥着一种“整个世界压在其身”的绝望态度,所以才被中国媒体戏称为“殡仪馆天后”。

由此可知,她的那句歌词,就说明了“中国娃娃”的Stereotype在西方人眼中是多么根深蒂固,然而,也正是“柔弱顺从”这一非常表层的性格使得亚裔女性在西方社会又具有了另一层优势。顺从,这一西方女权主义者尤为批判的性格特征,也不得不公允地说,很多亚洲女性确实是天生存在于骨子里的。在父系社会感很强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从小服从父亲、兄长,长大则是服从伴侣。

当然,这种“中国娃娃”也早有性格觉醒。严歌苓1992年的小说《少女小渔》就展现出华裔女性对于身边男性开始产生的某种自觉性反抗。这个于今天,当然更是进化了。

可是,从另一角度阐释,这两种亚裔女性的Stereotype也包含了白人男子对于东方女子一种不可知的迷恋。1960年的电影《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将这一迷恋变成了一种公开讨论的风潮。而这种难以名状的迷恋,也一直持续到今天。

英国电视台Chanel 4纪录片里的一句话至今让我印象深刻:你可以把一个女人带离中国,但你却无法把“中国”带离一个女人。这或许是至今亚裔女性特别是华裔女性在西方社会有着某种特殊气场的原因吧。她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中国,却因为某种殊途同归的原因,身上的东方色彩永远不会被洗净。

套用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那句话,“不幸的女人都很相似,幸福的女人却各有各的不同”。除去这两种根深蒂固的Stereotype,如今西方社会也滋生出另一种什么类型都不沾的亚裔女性。扎克伯格的妻子普莉希拉·陈(Priscilla Chan),就走的是和邓文迪完全不同的一种路线。身为出生在美国亚洲餐馆的第二代移民,普莉希拉·陈像很多亚裔孩子一样认为在美国社会要站稳脚,读书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于是她13岁时就问当时公立学校的老师要怎么考上哈佛(美国公立学校一般是家境不够优越的孩子所上,升学率远比不上学费较贵的私立学校),而她后来就真的考上了哈佛。

Stereotype对于如今亚裔群体的影响仍然是巨大和令人困扰的。在《纽约时报》发布的Op-Docs系列视频中,一个韩裔美国女孩在采访中称,有人跟她打电话时说,都能听见她的韩国味从电话里扑面而来。一个亚裔男子说,他对于“种族”的第一概念来自于他很小的时候,他向他很喜欢的一个白人小女孩纯真表白:“珍妮丝,我爱你!”“你的肤色像屎的颜色!”被表白的小女孩愤怒地回道。

同样,当人在国外的时候,如果当地人问你“从哪里来”,这其实也是不甚礼貌的,也是很多东方人经常反感的一个问句。因为理论上大家说的都是英语,为什么只因肤色的不同,就被常常问及“从哪里来?”

美剧《超感警探》里恰恰就有这一相似场景。“你来自哪里?”关在监狱里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囚犯问。

“南加州。”被问的韩裔警官Cho丝毫不理睬他字面下隐含的意思。

这或许是处理Stereotype的一个有效方法吧——不卑不亢地直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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