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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角色

2016-03-23 15:01 作者:徐菁菁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13期
人类社会大概没有一种关系的特殊性能够超越医生和病人。在疾病的威胁下,人们寻求帮助,将自己的身体甚至生命交托于陌生人之手。

人类社会大概没有一种关系的特殊性能够超越医生和病人。在疾病的威胁下,人们寻求帮助,将自己的身体甚至生命交托于陌生人之手。今天,人类医学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然而,医生与病人,这对同一战壕中的伙伴却被有史以来最为紧张的关系所羁绊。在中国,医患矛盾已经成为最尖锐的社会话题。大洋彼岸也面临类似的困境。研究显示,在最近30年中,美国患者对医生的满意度以及对医疗质量认可度急速下降。

作为医疗行业的医学处在一张极为复杂的关系网中,医院、政府、制药企业、法律等角色都在对我们所能获得的医疗施加影响。体制性因素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但它并不能够完全解释病人眼中医生的“不近人情”,和医生眼中病人的“不可理喻”。

在人类历史上,疾病、医生和患者三者的关系一直处在不断的调整中。直到100多年以前,临床医学的治疗手段还十分缺乏,面对疾病,医生与病人处于近乎平等的弱势。从根本上来说,人只能凭自己的力量承受身体的痛苦。医药是可以尝试的另一个工具,与治疗仪式、家庭疗法相比并非更为有效。这决定了病人掌握着对抗疾病的主动权,他们并不对医生抱以过高希望。

现代临床医学在20世纪初的突飞猛进使医患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公众的眼里,医生所能完成的种种不可能似乎已经接近于上帝,而医学界则陷入前所未有的自信,一切疾病都将被征服。医生们在向疾病的冲锋中享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在整个20世纪,医学作为国家治理中备受重视的领域,和社会经济运行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迅速扩张。医学不断为人类的“缺陷”贴上新的疾病标签。医学接管了人们的外貌、精神,同时浸入到生命每一个进程。我们在医院里出生,在医院里死亡。医学甚至雄心勃勃地宣布要征服衰老和死亡。

但是这个时候,病人们却发现医生们越来越难以信任。

上世纪 60到70年代,一系列医学伦理事件的发生促进了病人权利的运动。在处理医学决定时,医生家长式作风受到批判,以“共享决定权”为原则的新的医患关系产生了。

然而,完完全全的平等并不是拯救现代医患关系的良药。现代医学的专业性意味着医患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巨大知识壁垒,平等也就无从谈起。病人对治疗效果的预期往往远远高于医生,对医学知识的掌握和医学风险认识又远远低于医生。缺位和无效的沟通既给临床治疗制造了巨大成本,又使医患的情感遭到巨大打击。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人们是无能为力的吗?医学人文主义者重新审视了医学的价值。从17世纪病理解剖学的确定开始,西方医学不断地沿着一条还原论的逻辑发展演进。生理学家则把人体这架机器拆开,研究每个部件的功能,从500年前用肉眼细致观察器官和组织,到300年前用显微镜观察细胞和细菌,到50年前用电子显微镜直接拍摄蛋白质分子和病毒的形态。在临床医学,各种生理指标、数据取代了人,医生绕过人,直奔疾病而去。“治病不治人”成为现代临床医学的常态,它以根除疾病而不是帮助人为目的,忽略了病人身心的痛苦和诉求。

幸运的是,一些医生已经对现代临床医学的痼疾做出了反思和回应,以重新理解治疗、重新定义医生的角色为出发点,将医学重新拉回关注人的轨道。我们的记者拜访了北京协和医院的老年病科、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和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们,记录了他们的反思、努力和困惑。人类的健康和福祉,势必建立在医患之间更深层次的理解之上。毕竟,“若不能触动对方,他们(医与患)就无法运用医学的力量救助患者;若不能找到理解彼此想法的方法,他们注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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