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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宝璟案余案:关系、权力与财富的循环想象(2)

2016-03-22 09:53 作者:李凡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12期
如果没有当事人的陈述,很难看到这些钱的踪迹,现金大多以装在皮箱、纸袋里的方式,流转到一个我们看不到,甚至都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的关系网中。

命案

袁宝璟的财富也是从一些来龙去脉不甚清楚的交易中累积起来的,但他的厄运也是自此开始。1996年,已是资本市场名人的袁宝璟进四川炒高粱期货。在资本市场上,期货是风险最高但获利也最快的金融产品。由于期货是对手交易,多空双方必有一输,而输赢的数额因为期货市场的杠杆效应,会大大高于其他金融工具。期货交易的保证金一般是5%,也就是说交5%的货款,就能撬动20倍的交易金额。期货还有个特质是一天内可以多次买卖,相当于一笔资金一天内可以用好几次,交易量巨大。“因此这是一个神魔一体的行业,它既有价格发现、风险规避的功能,也是多空双方的博弈,具有一定的赌性。从这个角度说,它就是国家开设的赌场。”一位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入市的期货业资深人士对本刊记者说。

当时看来,袁宝璟进入四川的举动是万无一失的。和当时江浙、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的期货市场比,四川期货交易所的资金交易量较小,是一个相对好控制的场所。而高粱又是区域市场,价格波动比较大,容易炒,袁宝璟看起来完全有控制这个市场的能力。他已是资产达30多亿元的资本玩家,代理商是当时最大的中包期货(中国包装总公司),同时还在京铜期货也开了户。

袁宝璟在这次高粱之战中选择了多方——这是通常有资金实力的人选择的立场。做多需要有钱,做空需要有货。期货界有句行话:钱无穷而货有限,意味着资金大户确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获得左右市场的能力。但这种能力不是无限的,如果炒作的价格高到违反了经济规律,仍然会受到规律的惩罚。1996年的袁宝璟就犯了这样傲慢的错误。高粱现货价格1300元,他将期货价炒到1900元。这样悬殊的价差引来了四川另一个“江湖名人”刘汉。

从财富积累路径来看,刘汉和袁宝璟颇有相似之处——都曾抓住国企经营陷入困境的机会,通过参与国企改制,获得了在资本市场上高抛低吸的金融平台。以资本市场开局,在能源市场落脚,瞄准的都是特殊的有超额利润或者垄断利润的东西,每个布局都是一旦成功就有巨大利益。但在财富快速积累过程中隐藏的种种原罪,也让他们一直处在与昔日伙伴反目成仇的恐惧中,并因此身陷一系列暴力。

1996年袁宝璟和刘汉相遇的那场期货对战,光从资金量看,袁宝璟占据优势。“他交易资金1个亿,应该有两三个亿可以追加。刘汉也能找到两三个亿的资金,不过他做空,还要去订货,就需要多于多方的资金。但袁宝璟把价格炒得过高,刘汉进来后,很多原来做多的散户也倾向于跟着刘汉做空,价格就给顶住了,上不去下不来。”一位参与此次交易的期货界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当对战进入僵持阶段后,袁宝璟派人来谈判,刘汉在谈判中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坦白。“刘汉说:‘第一,你把价格炒得太高,违背了大势,一定会输。就算你有钱,我也可以去找援军。第二,你如果现在退出,已经入局的资金没有办法,但后面的部分,我可以奉送一定的点数给你,当作你来玩玩。第三,如果你还坚持抬那么高,我就组织人去政府门前静坐,要求政府出手平抑价格。’”这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刘汉说这些并不只是吓唬对手,他确实做了这方面的人手准备。1996年政府正致力于平抑物价,刘汉判断涨幅超过一定限度,政府是有可能出手干预的。

刘汉在谈判中如此强势,还因为在入市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他通过自己在四川期货界的人脉和一些手段,拿到了交易所大部分席位的仓单,由此推算出了袁宝璟的持仓量。另外还通过银行方面的关系,查到了袁宝璟可能动用的资金量。这些做法类似于在赌场上偷看对手的底牌。不仅如此,刘汉仗着地域优势,还有两张底牌:一是涨跌停板的交易规则。这是国家赋予交易所的权利。多空双方交战,一方的保证金输完了爆仓,交易所要负担连带责任。1995年“3·27”国债事件后,为了控制交易风险,国家给予了交易所涨跌停板的权利。在与袁宝璟的对战中,四川联合交易所运用了这个权利,“相当于给了刘汉喘息的机会,给他时间去找资金,找援军”。另一张底牌则是交易席位。多空对战一般情况下是拼资金,但双方实力差不多时,最后的输赢都在交割量上。交易所的席位总量是固定的,每个席位的交割量也是有限制的,如果一方掌握的席位多,对手有再多的资金也进不来。“袁宝璟和刘汉的对战,最后就是在席位数上。刘汉把一些交易量不大的席位给控制住了。比如一个席位费一年5万元,他可能花高价给包下来了。袁宝璟找人来开仓,这个席位就是不开仓,不接客户。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当时四川联合交易所100多个席位,20%自营会员都是当地的,刘汉争取到了他们。”一位曾参与这次交易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说。

最后的结果是,袁宝璟损失9000多万元平仓走人。单从输赢来讲,这个案例并不大,当时全国一年内输赢1个亿以上的对战有十几个,但袁宝璟手握重金,却处处受制,输得颇有怨气,一年后袁的亲信汪兴派人枪击刘汉。事后不久,袁宝璟与汪兴反目,他的两位表弟枪杀了汪兴,袁宝璟因涉嫌买凶杀人被逮捕。

看上去线路清晰的杀人案,对于当事人的妻子卓玛来说,解读起来,却另有系统。

在袁宝璟一审过程中,妻子卓玛召开了几次记者招待会,用大巴车将各路记者接到辽阳。卓玛在记者招待会上提供了一些极有轰动效应的材料,试图证明有不正常的权力在干预袁宝璟案:“案发后,我曾托人向××(辽宁一位政法官员)递交过申诉材料,为了安全起见,在此材料上我专门留了一位朋友的手机号码作为与他联络的工具,而这个材料上交后不久,竟然有人打电话到这个号码上,向我索要3000万元,声称交钱可以放人。”袁宝璟的民事律师刘家众也告诉记者:“袁宝璟揭发了一位在任官员的腐败行为。首先,他用胁迫手段从袁总手上拿到1.2亿元,到香港一家公司投资,如果袁总被执行死刑,这笔钱就失去了债主;第二,这名官员还掌控了该地娱乐场所的保护费收取、毒品买卖和假钞生意。”

在卓玛看来,案件有各种疑点,她坚信“辽宁有某种势力想要袁宝璟的命”。也因有此念,而她寄望于更高权力的干预能扭转厄运。一些扑朔迷离的关系成为她想抓住的最后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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