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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小区:城市病的休克疗法(4)

2016-03-03 13:15 作者:贾冬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10期
打开封闭小区,挑战的不只是物理上的围墙,更是心理上的围墙——因空间权力结构的撬动引发的不安全感。

 

开放:物理和心理的围墙

1999年,去美国读书几年的李虎第一次回国,带着他研究城市与郊区差别的导师走到城乡结合部的望京,当时那里刚刚开始建设,稀疏的路网中空空荡荡立着两栋高楼。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望京开了一个坏头,成了之后新区建设的一个范本。几年后,他和合伙人黄文菁创立了“OPEN”命名的事务所,就针对“城市郊区化”的封闭与开放做了一项研究,拿望京地区来开刀:一方面,人性化公共空间紧缺,比如公园稀缺。据他们统计,当时北京市中心四城区每2.804平方公里才有一个公园,其他外围城区的密度更低,而相比之下,纽约曼哈顿每0.956平方公里就有一个公园;另一方面,封闭小区的围墙不但占用了大面积的宝贵空间,而且割裂城市肌理,严重地降低了城市效率。那么,能不能用一个线性的模数化公园替换掉围墙,这种公园占地“0平方米”,却能草根般地遍布整个城市?他们发动了居民一起来创作,废旧的汽车轮胎变成秋千,回收的水管变成水乐园,多余的安全帽变成花盆,锅碗瓢盆组合成打击乐队……

这个被形象命名为“红线公园”的研究注意到小区围墙造成的物理和心理上的屏障。围墙的所在,是建设用地的控制红线,通常红线周围数米的范围不可以被占用,只能用作绿化和铺装。红线之内,则是高墙围合封闭起来的居住小区。某种意义上,这项研究更像是对私有和公共之间界限的重新检验。李虎说:“暗含的目标其实是在一个传统上不加质疑地接受‘墙’作为一种物理和心理构筑的社会里,激起一场迫切需要的讨论。”

李虎认为,人们对以围墙为标志的“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y)的依赖其实是一种惯性。将封闭社区与“豪宅”画上等号,最初是香港、台湾那边的房地产销售策略。但是它要为之后的城市形态的单一负责,更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李虎2003年在斯蒂文·霍尔(Steven Holl)事务所时主持了MOMA北区的设计,后来这里成为北京第一个住宅混合商业的综合体。他告诉我,一开始开发商明确提出两点要求:第一,封闭社区;第二,纯居住。于是他带他们去纽约参观当时居住的炮台公园城,那是一片新规划出来的小区,没有小区围墙,只在每栋楼设门卫。“安全感从哪儿来?就是门卫制度。这里的门卫干了一辈子,认识每一个住户,出门时可以放心把钥匙交给他。”又带去这个综合体里的电影院看电影,他们心理更放松了,“几十年没看电影了”。回来后开发商接受了开放式综合体的设计,在MOMA里放入了酒店、书店、电影院,还有半空中连通的桥梁。李虎说,MOMA现在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开放,还有围墙和大门,因为目前低工资的“保安”模式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门卫,也是因为人们心理上的最后一道防线还在。但是,因为电影院和书店的存在,外面的人来来往往,这个被二环和快速路所切割的居住区域一直保持了很大程度上的开放。

开放的目的是什么?对居住其中的人来说,就是社区感,总有什么东西超越物理性住宅把人黏在一起。李虎和黄文菁把办公室搬到了方家胡同,也是因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我每天从家到办公室,路过二环边都会跟剃头师傅打个招呼,相互笑一笑,虽然从来没有在那儿剃过头;总去门口一个水果店买水果,跟店主聊聊天;去同一个摊位买烧饼,没带钱下次再给,因为我们互相信任。怎么去建立这种东西?”李虎认为设计可以改变心态,他现在给清华大学学生开的“后泡沫城市”课程,比当年的“红线公园”更进一步,在道路两侧红线中间“填空”,放入城市在商业、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各种需求。“这些快速建造膨胀的城市‘泡沫’,现在看是一个错误,未来可能是一个机会,封闭小区也如此。”他认为,要先填补社区的其他功能,有了人与人交往的需求,再来拆除围墙,开放小区。“否则,就像把一个人的衣服扒了,但这个人没变,裸体了。”(实习记者唐瑶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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