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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小区:城市病的休克疗法(2)

2016-03-03 13:15 作者:贾冬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10期
打开封闭小区,挑战的不只是物理上的围墙,更是心理上的围墙——因空间权力结构的撬动引发的不安全感。

休克疗法?自治与合院

“开放小区为什么在公众层面引起这么大反响?因为它讨论的是城市问题的核心,触及了中国传统的空间权力结构。”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所所长段进宇认为,中国的传统城市和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的现代城市是有本质差别的,不能脱离这个语境。“在中国传统的空间权力结构中,潜台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更多与政权相关,中国人的心理序列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中西方对‘家’有不同认知,西方人认为院子在周边、建筑在中间,中国人认为院子在中间、建筑在周边;‘国’与现代城市范围接近,是指城市和它周围的郊区;‘天下’对应现在的国家。‘城市’这个词民国才出现,之前‘城’就是指围墙,围墙中相对原始的交易叫作‘市’,真正工商业基础的城市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无意中形成的。传统城市管理实行‘里坊制’,公共部分只存在于里坊之间,内部自治,管理成本最小化。今天的大院和大社区,也是这种思维的自然延续。”段进宇说,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大量引进了西方的工商业,传统思维和工商业思维在大多数城市中并存,既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其实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切都想要在这30年大发展中硬生生结合在一起,当然会产生大量矛盾。任何试图去简化问题的努力,都是没有办法成功的,开放小区也是如此。

交通问题不是孤立的,也要放在城市体系里去看。段进宇认为,“窄马路、密路网”未必是适合我们的理想模型。“西方城市的网状格局是自然形成的,因为这一结构最符合城市的主要功能——工商业活动的需要。地块划得小,道路和设施公共化,沿街商业才活跃,地价才会水涨船高。”他说,中国城市与西方城市的差别首先在居住密度。“我们的密度高了太多,大约是日本的3倍,欧洲的5倍,美国的10倍。这么高的居住密度,不说西方,就算把日本的路网密度搬过来,也未必能呈现一种比较好的面貌。举例来说,两条窄路比一条宽路通行效率要高,但是高得不多,而且依赖于交叉口的效率。人口密度大的交叉口效率低下,就像住在筒子楼,结果就是邻里矛盾特别严重,因为大家都去侵占公共空间,想把它纳为自己的私人空间。”

一刀切地打开封闭小区也是一种休克疗法。段进宇说,中国的传统城市治理暗含一个管理成本最小化的约定,这个模式已经运行几千年了。西方要把管理体系化、精细化,但它是建立在契约制度前提上的。我们在房地产开发下的物业模式其实是一大进步,物业代为行使了城市政府的很多职能。打开小区,实际上削弱的是物业公司的权力,意味着政府管理成本的大幅增加,包括前期的市政配套、后期的维护管理,需要重建政府与居民的契约关系。

段进宇并不主张把小区完全开放。他认为,在现实情况下,200米×200米的封闭社区是比较合适的。“太大了太绕,比如400米×400米,可能从家出来接触到市政交通就得10分钟,出行一次心理压力太大。太小了,小于200米×200米,老人孩子就没地方去了。”他说,国外居住区完全开放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上——居住密度比我们低很多,路网密度又比我们高很多,这样平均到每条路上都很安静,周边环境也比较安全。而里面的路本来就很窄,弯弯曲曲的,一跑就跑到人家的地方去了,所以也不会到处跑。中国人心理上还是需要一个“院子”,可以跑来跑去的,院子里面是熟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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