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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吧,爱情

2016-02-15 09:38 作者:曾焱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7期
想要什么样的爱情,也许比爱情本身的面目更让人迷恋。这和柏拉图在《会饮篇》中通过阿里斯托芬之口叙述的故事相似:爱情的欲望同对失去的结合的怀念联结在一起。

想要什么样的爱情,也许比爱情本身的面目更让人迷恋。这和柏拉图在《会饮篇》中通过阿里斯托芬之口叙述的故事相似:爱情的欲望同对失去的结合的怀念联结在一起。

罗兰·巴特在他早年著述《写作的零度》中详解过一本法国19世纪爱情小说《多米尼克》。作者叫弗洛敏丁(Eugene Fromentin),是一位非职业写作的画家,一辈子就写了这么一本小说,在法国文学史上却占了一席。20世纪法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纪德甚至表示他要将此书放入“荒岛书单”,作为某一天随身带到荒岛打发余生的十大名著之一。法语地区之外的读者对该书可能知之不多。即便从罗兰·巴特文中读到其中片段,令人最感兴趣的不再是这本小说写了一个怎样动人的爱情故事——情节上《多米尼克》被指是“老套的受虐狂小说”——而是罗兰·巴特以小说主人公为例,做了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文本分析:

多米尼克对玛德雷德的全部爱情来自“古籍”。这是爱情文学中一个尽人皆知的主题。自从但丁使保罗和弗朗西斯卡的激情依存于兰斯洛特(Lancelot)和吉尼维尔(Guinevere)的激情以来,多米尼克惊奇地在他人书本中发现了自己的故事,他并不知道其爱情亦由此而来。

借由小说主人公的故事,罗兰·巴特指出了一种爱情法则:一个人经历的爱情往往来自对某一个或某一些爱情故事的“搬演”,而究其根源,这些故事通常又在文学上拥有同一古老母题。他提到的兰斯洛特,是12世纪那个亚瑟王传说中的“第一骑士”,他因为和王后吉尼维尔发生了爱情而不容于王国。这个骑士故事,数个世纪以来被改编为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而流传于西方。在上面那段引述中,它也被罗兰·巴特指称为西方爱情文学里“尽人皆知”的母题,包括但丁的《神曲》也从中汲取了叙事因素。

爱情的面目寄托在何种依据之上来呈现?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爱情?罗兰·巴特其实已经做了解答:爱情来自“古籍”。这个答案早在12世纪神秘的《玫瑰传奇》的作者——“洛里斯的纪尧姆”那里已经提供过了,在他笔下,爱情想象是多部书的反映,这种反映又被经验的主观性变形了。也就是说,通过那些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之前早已存在的经典,我们辨认出并信仰了一种自己“制造”的爱情。有学者曾指出,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正是死于她将想要的爱情和现实体验的爱情混淆起来。

“搬演”是对“制造”的另一种更浪漫的表述。从文本中“搬演”爱情的事例每个时代都在发生。

1833年冬天,法国诗人缪塞随女作家乔治·桑去意大利旅行。这对情人在热那亚争吵反目,病中受到冷落的乔治·桑转而爱上年轻的意大利医生帕吉洛。缪塞独自返回巴黎后,在日记中吐露失恋之苦。于是我们看到,罗兰·巴特所说的爱情母题,此时在缪塞的笔下就出现了。诗人略带悔意写道:“我读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新爱洛伊斯》。我贪婪地领会着所有这些高尚的痴情,我过去却大肆加以嘲笑。在这方面,我可能行之过远。”

缪塞在这里提到了西方两大经典爱情小说,距离他生活的时代都没有超过100年。《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于1775年,按文学史家的叙述,这部小说几乎立刻从德国传遍整个欧洲,在各国引起了青年自杀率的上升。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法国诗人缪塞仍受其影响,通过对照《少年维特之烦恼》来“辨认”并“搬演”了自己失败的爱情。被同时提到的《新爱洛伊斯》是18世纪法国思想家和文学家让·雅克-卢梭的一本书信体的爱情小说,年代比前一本更早一些,写于1761年,同样在欧洲大陆取得惊人的成功。小说前半部分故事主要讲述年轻贵族女子朱莉和家庭教师圣-普洛之间的热烈爱情,后者由于没有爵位和财富而不被朱莉的家庭接受,两人被迫分离;令人意外的是小说后半部分,虽然营造了一种感伤,却并未走向悲剧结局。在家庭的安排下,朱莉嫁了一位年长而睿智的贵族丈夫并生育了两个孩子。她永远失去了热烈爱慕的圣-普洛,却发现自己在宁静的家庭生活中也可以获得幸福。在小说最后,圣-普洛归来,和朱莉夫妇以及朱莉的表妹克莱儿相聚,四个人在“美德、爱情和自然的神圣联姻”之中寻找着一种田园诗般的生活。卢梭同时代的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狂热地追逐和《新爱洛伊斯》有关的一切:因为这本小说,人们急切地涌向阿尔卑斯山和日内瓦湖旅行;一种热烈的自我表白流行于青年男女;他们成为卢梭的信徒,相信真正的爱情是使人高尚的信仰。总之,“卢梭对情感崇拜在法国的兴起居功至伟”。

但卢梭的小说其实又脱胎于法国一个离奇的中世纪爱情故事:阿贝拉尔和爱洛伊斯。这对情侣之于法国人,就像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尽人皆知。阿贝拉尔是11世纪法国一位神学家和哲人,23岁即以讲授逻辑学闻名巴黎。他被15岁少女爱洛伊斯的才貌吸引,设计住进了她身为大教士的叔叔家,做了她的家庭教师。他们相爱,秘密结婚,生子,被发现后受到大教士严惩,阿贝拉尔受了阉刑,爱洛伊斯进了修道院。两个人在分开后的日子里一直用拉丁语通信,信件后来经人翻译后保存下来,和阿贝拉尔的自传《劫余录》一起,成了法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爱情文本。在这个意义上,“爱洛伊斯”也可视为“新爱洛伊斯”的母题。在这个古老文本之上,卢梭精心加建了田园主义和感伤主义的两大文学主题。诗人缪塞从他的小说里认领了对感伤主义的信仰,即所谓“高尚的痴情”,尽管诗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忠诚也绝非高尚。

20世纪中期,在美国著名学者苏珊·桑塔格身上也发生了类似的“搬演”行为。年轻时的桑塔格对她和第一任丈夫菲利普·里夫的婚姻感到不满,对他们生活中一系列轮流的自我牺牲感到厌倦,她在日记中不断抱怨并试图说服自己选择真正想要的生活,为此她引述了自己喜爱的诗人里尔克的话,比如,“婚姻中要维持爱,唯一的途径是不断地分分合合”。她用里尔克的立场来面对自己的现实,在深层意识中,她是为自己最终从婚姻中出走找到了一种文本的合理性。

罗兰·巴特提出过另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即“时代误差”。他指出:现代人可以努力按其时代来达至对一个几百年前的作品的理解,但由于写作和阅读之间的时间差距,又不得不面对一种理解的延误,甚而是扭曲。在这一点上,爱情和他论说的文学之物存在相似性。文学之物赋予爱情可见的形态和意义,爱情因而在文本中获得了一种双重存在:一方面它不可能不从属自己的时代,打上它的烙印;另一方面,它又借助语词的维度越过了时间的废墟,正如几百年前的古籍可以被现代爱情效仿。在希腊神话中,天神厄洛斯也有两种形态,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爱情这种双重性的反映。原始的厄洛斯雌雄同体,就像世界本身一样古老;但在他旁边,还存在另一个年轻的厄洛斯,就是罗马人所称的丘比特,他兴奋而多变,拥有过度的、控制不住的创造力,因此常常落入自己的爱情陷阱。

“谁试图充分理解人的虚荣心,只有观察爱情的因和果。”帕斯卡尔这句话,实则厘清了爱情和人性的本质。对诱惑者的无尽赞赏,对激情最严厉的批评;将身体和精神合一,将身体和精神分离……爱情伦理的变化,就交错在历史、权力、道德、宗教和社会风俗等内容的变化中。不同时代和地域的文本,将爱情再现为不同的类型,并且“创造了新的感情、行为和自我表达方式”。

同样是关于不能完成的爱情,川端康成的物哀之美与卢梭的感伤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物哀之美”是东方爱情文本中较具象征的一种。日本江户时代学者本居宣长在他的《源氏物语》注释书《源氏物语玉の小栉》中最早提出了“物哀”的文学理念,他指出,在“物哀”的多层结构中,爱是真髓,哀是至高之境。川端康成的《雪国》、《伊豆的舞女》即充盈了这种物哀之美。如果说美国式的爱情充满了清教徒的家庭观,更多建立在责任而不是浪漫激情之上,却有鲜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思维模式,那么俄罗斯式的爱情则更多充满了戏剧性的命运意识。而当西方将个体之爱逐渐与认识自我和个人身份的建构紧密联系起来时,在如土耳其、伊朗这样的东方古国,爱情则充满含蓄犹疑,与集体情绪和宗教欲望混杂不清。

本期爱情专刊选择以“文本”作为主题的初衷即部分来自于此。我们从不同大陆、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民族的文学名著里节选出22个爱情文本——小说、诗歌、戏剧或书简,浪漫主义、感伤主义或现实主义——尝试勾勒出这样一个文本地图,它可做途径,再现爱情经验的精妙处和细微处。

对文本的时间范畴,我们选择了18~20世纪。在这200多年中,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改变了社会进程,古典主义的支持体系和行为规范被拆除和更替。于文明的剧烈动荡和爱情的混乱之间,欲望的毁灭性力量和秩序的法则之间,最有可能达成爱情书写的张力和多向呈现。“传奇性来自爱情之外,绝对不来自爱情本身。”我们不会把《哈姆雷特》单纯看成一个爱情文本,它从本质上是关于意志的悲剧,但是,我们谁能忘得掉哈姆雷特和奥菲莉亚的爱情?在这个意义上,爱情文本也不是爱情的唯一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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