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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学大家王尧:为学术而生(2)

2016-01-04 14:54 作者:李翊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第1期
2015年12月17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尧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桥梁

王尧的藏族朋友常说:“听王尧老师说藏语,就像是听一位来自拉萨的老贵族在说话。”王尧对西藏的热爱和他出色的藏语能力,不但赢得了众多藏族朋友对他的尊敬和爱戴,而且也为他日后在国际藏学界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1981年8月,王尧首次应邀到维也纳参加“纪念乔玛国际藏学研讨会”,这是新中国学者首次参加西方世界组织的藏学会议。

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sama,1784~1842),欧洲藏学研究的先驱。据说这位匈牙利(当时还属奥匈帝国的臣民)血统的哲学博士,1823年在慕尼黑大学取得学位后,为了寻访自己匈牙利民族的根,只身东行,长途跋涉到达印度境内的藏人居住区拉达克就停了下来,进入一座佛教寺庙,学习藏语藏文,一住九年,真正过着禁欲的宗教徒苦修生活。当地藏人说他的生活是清茶糌杷,一盏酥灯,把全部精力用在研讨藏文、藏族历史和藏传佛教上。1834年,他一口气出版了三本专著:《藏文英文字典》、英文的《藏文文法》和《藏文大藏经分析目录》。后来,乔玛又奉东印度公司派遣,前往拉萨,想进一步去敲开西藏的大门,不意在喜马拉雅山南麓锡金边境上染热病去世。从此,这位行径古怪的学人就成为欧洲乃至西方世界藏学研究的引路人。匈牙利科学院设有“乔玛纪念奖学金”,鼓励青年学习藏学。

在这次国际会议的发言中,王尧脱离手上的英文讲稿,用藏语致辞约三分钟,全场为之愕然。当时,国外藏学界很少有人能讲藏语口语。“中国藏学与国外的交流,始于于道泉先生,接力的是王尧先生。在他的带动下,中国藏学研究逐渐为国际所瞩目。”陈庆英说。

在1981年藏学研讨会上,王尧与匈牙利藏学家G.乌瑞教授相识,第二年,他应聘到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任客座教授一年,正式接了乌瑞的位置。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是活跃于国际藏学舞台的唯一一位中国代表。

最初两次邀请王尧去维也纳的都是时任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主任的著名印藏佛学大家斯坦科尔纳(Steinkellner)先生,他是王尧的好朋友,私下曾经透露给沈卫荣很多有关王尧初访维也纳时的趣事。

“斯坦科尔纳先生开了一辆红色的轿车亲自去机场接王尧,王老师不相信这么漂亮的一部车真的就是斯坦科尔纳先生自己的车,坚持说这车一定是教授从哪里借来故意唬他的;当他走在维也纳的大街上看到街头有男女旁若无人地拥抱、接吻时,他口中直说这怎么可以呢,脚却站定了要看个究竟;首次带他去中餐馆吃饭,他觉得饭菜虽好,但价格实在太贵,非要把餐馆老板叫出来教训一番,告诉他北京的饭菜有多便宜。”沈卫荣说,在经历了这最初的“文化休克”后,王尧马上就进入了角色,不仅凭借他出色的藏语文能力和对西藏历史、宗教的深刻了解,圆满地完成了他在维也纳大学的教学任务,而且还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四处寻访,广交朋友,对国际藏学研究的现状和动态有了十分全面和清晰的了解。

整个80年代,在国际藏学舞台上王尧是中国藏学唯一的一个品牌,他常常来往于欧美各藏学研究重镇,以其博学睿智赢得了世界众多藏学家的尊重。与此同时,他也是连接中国与海外藏学界开展交流合作的一座不可或缺的桥梁。不少西方藏学大家起初都是通过他的介绍才来到中国,与中国藏学家进行交流和合作。

1994年,王尧作为大陆第一个学者到台湾政治大学讲学,开启了海峡两岸藏学界交往的时代。台湾星云大师评价王尧为“有情有义、风趣可爱之人”。从1983年开始,王尧主编了《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沈卫荣说,这曾经是他和他的同学谢继胜、陈楠等最早参与生产的学术作品,也是他们这一代人成长过程中获益最多的海外藏学著作。

“父亲很早就意识到在海内外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他常常应邀给学生做西藏知识的讲座,很多年轻人听了他的讲座后,对藏学产生了兴趣,改变了治学方向。”王尧的儿子、目前担任《欧洲时报》中欧·东欧版社长的王敢在接受采访时说。

王尧尤其称道西藏的经学教育传统,认为现代教育理当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在他看来,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乃是人生最大的快事。关于青年藏学人才的培养,他曾这样劝导已为人师、前来就教的座下门徒:“教学生就好比编草鞋,编着编着就像样儿了!”

陈楠将王尧视作大智慧学者。“跟随先生学习以来,他对我们从来都是谆谆教导,悉心呵护。他对学生从未有过声色俱厉的批评,也不是讲一些枯燥生硬的大道理。他总是能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又往往事半功倍。”1996年初夏,陈楠正准备应邀去英国利兹大学做学术交流访问,王尧送了她一本王青山刚出版的英文新书《安多口语语法》。在书的扉页上,王先生写了一句话:“赠陈楠同志,请稍加留意藏文学习!”陈楠说,20年了,这话言犹在耳。“在此之后,我对未来工作发展做了许多规划:除做好必须做的教学工作之外,不轻易参与课题研究,不追求快速出书及文章数量,不求一时显达。而要沉下心来,坚持利用点滴时间学习藏文。”

王尧曾经颇为自得地说,他欣喜地发现了北京城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在西三环北段及其延长线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所高校,均有藏学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中心,蔚然形成一条南北贯行的“藏学轴线”。

“先生的去世,是藏学界的一大损失。他一生未有一官半职,但他靠过硬的学术影响力和正直谦恭的人格魅力,获得了世人的尊重和赞誉。他是为学术而生的,他的一生也在致力于推广学术,将中国藏学研究推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陈庆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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