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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英国读中学

2015-12-09 15:16 作者:贾冬婷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第50期
以精英教育自居的公学校长们并不认同片中刻意标签化的真人秀设计,但仍对其中展现的中英教育差异饶有兴味。BBC的初衷是,英国在国际考评的核心科目中屡屡受挫于中国,因此试图实验把中式教育嫁接到英国课堂上。

11月初去英国,在几位公学校长的言谈中,BBC的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教育》是话题之一。以精英教育自居的公学校长们并不认同片中刻意标签化的真人秀设计,但仍对其中展现的中英教育差异饶有兴味。BBC的初衷是,英国在国际考评的核心科目中屡屡受挫于中国,因此试图实验把中式教育嫁接到英国课堂上。片中,5名被精挑细选出来的中国教师空降到英格兰东南部的一所公立综合性学校——博航特中学,他们被要求用“中国传统的教学方式”教授英国学生。“中国传统的教学方式”包括一个班50个学生的设置,让学生们换上中式的运动校服,在贴满“求实、奋进、博学、谦虚”标语的教室内上课,甚至还推行了眼保健操。课堂上的情景更是我们所熟悉的:老师在上面演示实验,学生在下面不停地记笔记,像机器一样每天长时间学习,就是为了最后能够过关……正印证了片子开头旁白的预设:“中国式的教育,以绝对的权威、绝对的纪律和惨无人道的竞争而闻名……这跟英式教育简直相差巨大。”尽管遭到了英国学生强烈的挣扎和反弹,但中式教育仍在一个月后的考试中显示出优势:在数学、中文、科学三科考试中,这个中式教育实验班以10%的优势战胜了普通班的学生。当然,仅从一部真人秀中无法得出中英教育孰优孰劣的结论,也不能贴上“填鸭式”、“放羊式”的标签了之,更重要的是在比较视角下的反思与互补。

纪录片中,中国老师们一走进教室便告知学生,每个人将拥有统一的教学计划,不会有针对性的细致教育,这让适应了分层次教学大纲的英国学生们很难接受。相对来说,中式教育是一种指向大学升学率的应试教育。或者说,中学阶段的指挥棒操纵于大学,是眼睛向上看的。在将分校开到中国来的德威公学(Dulwich College)校长斯宾塞博士(J. A. F. Spence)眼里,“中国教育中的好学生,往往是某一方面特别拔尖,其他方面不行也无所谓;西方人则推崇那种什么都会一些的人,典型代表就是莱昂纳多·达·芬奇,他是科学家,也是艺术家、作家,还对运动感兴趣”。

这其中固然有文化差异,但社会背景因素更不容忽视。中国目前仍处在财富快速流动过程中,尚未形成固化的社会阶层。“学而优则仕”、“知识改变命运”在人们心目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教育是最直接也最快捷的上升通道。可以说,应试教育是中国目前最大限度顾及社会公平的制度设计;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未加区分、缺乏个性的人才粗加工生产线。这在前些年大学扩招后更加显著,2014年高考录取率已高达70.3%,大学教育也由精英教育变成大众教育,教育的人才遴选作用在弱化。即使在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统一招生进来的学生也只是应试精英。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精英教育。

我们注意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将子女教育的选择范围扩大到全球,而且选择的留学时间点逐渐低龄化,“去国外上中学”成为趋势。我们在采访中遇到的一位父亲曾在纽约攻读硕士后回到上海,他在大女儿Michelle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考虑送她去美国学习,全家还专门为这件事赴美,和当年的硕士同学们商讨留学的必要性和具体事宜。他认为,美国的教育会使女儿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并且让她更像一名“国际公民”。如今Michelle已经在美国伯克希尔中学读二年级了,那里距离上海7300公里。而一位正在为儿子上英美寄宿学校铺路的妈妈则直言,她小学五年级的儿子Alex喜欢以自己的方式去探索问题的答案,而在中国学校“总是有标准答案”。

将孩子送去半个地球之外上中学,是随波逐流,还是理性选择?国外的中学教育到底能够提供什么?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将陆续开始对英国、美国等国家代表性中学的考察,试图探讨他们各自的教育模式,以提供一个参照系。

我们的第一站,是英国的公学(Public School),选取了这一体系里的10个代表进行实地考察。如果说存在一座大英帝国的印象博物馆的话,那么位于教育金字塔顶端的公学与它的产品——绅士,和女王、园林、板球等标志物一起,无疑是这个博物馆里最显眼的几件展品。而公学这个延续600余年的“教育活化石”,在现代社会中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近10年来,中国父母们也加快了追逐这一顶尖教育资源的步伐,据英国私立学校委员会(ISC)2015年的最新统计,包括公学在内的英国私立学校海外学生人数达到历史最高纪录,每5个学生里有一个外国人,就连像伊顿这样的顶级公学也达到了15%,而20年前仅有8%。在外国学生中,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比例最大,占20%。

英国的中学沿袭双轨制,划分为公立和私立两大类。公立学校包括综合中学、现代中学和文法学校。其中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是英国最古老的一种中学,它为由GCSE考试中脱颖而出的入学者提供学术性课程,其中的大多数学生都准备升入大学,在公立学校中地位超然。现代中学(Secondary Modern School)则以完成义务教育为目的,入学者大部分是社会下层子女,学校为学生提供所谓“走向生活的准备”,年限也较文法学校少两年,16岁即直接就业。而像BBC纪录片的录制地博航特中学这样的综合中学(Comprehensive School)正是为消除不同类型学校之间壁垒的产物,它是目前公立学校的主流,在校生占英国中学生总人数的85%左右,招收一切适龄儿童。在低年级阶段,所有学生接受的教育内容都是一致的,共同学习一般的文化科目。但到了高年级,就将学生分为不同的班组:有的侧重学术与科学课程,日后将参加公共考试,进入大学深造;有的则侧重工艺与技术培训,准备离校后就业。

与公立学校相对的是私立学校,目前英国有3000多所,习惯上称为“独立学校”(Independent School),可以招收国际学生。私立学校的教学和招生自成一体,水平也明显高于公立学校,但高收费就把大部分孩子隔离在外,全英仅有7%的中学生可以进入。公学则是私立学校体系中的佼佼者,仅有上百所,通常来说历史更悠久,收费更高昂,多为寄宿制学校,通常实行男女分校。

即使在最宽泛的定义下,在公学就读的学生也只占全英中学生的1%,但这一体系堪称精英的摇篮。英国学者戴维·博伊德(David Boyd)曾这么定义精英:“精英群体应具备以下一些特征:职位高;比例小;社会地位高;独特的生活方式;具有群体意识和集体凝聚力;排外而不自封;乐于和敢于承担责任;有道德责任感;拥有各种权利。”公学毕业生显然符合。据统计,全英只有1%的学生可以进入剑桥、牛津大学,而公学的顶尖大学入学率却可以过半。英国从1721年第一任首相至20世纪80年代的50位首相中,有33位曾就读于九大公学,占总数的67.3%。仅以伊顿公学为例,1/8的国会议员、1/3的内阁大臣、伦敦大公司1/3的董事皆为该校校友。尽管公学制度因强化阶级分化而饱受抨击,但客观来看,也是由于这一精英阶层的稳定性——其内部没有那么急切的上升欲望,精英的生产才能够从容不迫地向着更加精细化方向运转。

关于公学精英培养的成效,惠灵顿公爵曾在打败拿破仑之后说过一句名言——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打赢的。虽然这话有点胜利者自鸣得意的夸张,但是1974年时任法国文化部长的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在接待来访的《英国传记》作者布鲁斯·查特温时对此做了遥远的回应。马尔罗谈及当时西方文明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时说,当务之急是对人的改造,古罗马人之所以能在数世纪的时间里统治如此广袤的疆域,全靠罗马造就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他认为,在近现代,只有英国人像罗马人那样培养出了一个精英阶层,它不是贵族,也不是中世纪的骑士,而是绅士——英国绅士是西方文明最伟大的创造之一,而公学则是绅士的产生机制。

为什么英国公学持续培养出了一个绅士阶层?这要回溯到它的起源。公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82年的第一所公学——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它是在欧洲黑死病肆虐的背景下创立的,旨在提供一所供70名贫困学生、牧师学习神学、教法和民法的学校,为教会培养圣职人员。它与其他地方性文法学校的区别是:面向贫民子弟,面向全国招生——这也是“公学”之名的由来。直到18世纪下半叶,公学因声望上升、资源紧缺,才由免费教育变异为贵族学校。因显著的基督教背景,培养基督教绅士是公学一以贯之的目标。17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在他的《教育漫话》中系统阐释了基督教绅士的培养方法,也奠定了近代英美教育思想的基石。洛克将培养青年绅士视为教育的首要目的。他所设想的绅士需要事业家的知识,合乎其地位的举止,同时要能按照自己的身份,成为有益于国家的人。为了这一目的,绅士必须具备强健的身体,而且必须集德行、智慧、礼仪及学问于一身。在一系列训练中,洛克认为健全的体魄最重要,其次是德行,知识则没那么重要。他的观点对公学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洛克在开篇就谈及体育的重要性:“人生幸福有一个简短而充分的描述:健全的心智寓于健康的身体。”这一思想对于公学的影响极大,体育占据了学生的大部分课余时间,成为“没有列入课表的必修课”,而体育项目的数量、层级、成绩也让公学和公立学校拉开了距离。

他其次强调了德行。“德行比人情世故更难获得,年轻人一旦丧失了德行是很少能再恢复的。儿童的心理和礼貌的形成需要不断的注意,因此应针对儿童个性特点而采取相应措施。”洛克认为这在大群学生中间是无法进行的,受其影响,公学开始推行小班上课,以满足个别教学的需要。在课程的设置上,公学更注重古典课程和宗教课程的道德熏陶作用,以及课外活动的才能训练,以使学生养成上流社会需要的风度礼仪。而为了贯彻性格陶冶的原则,寄宿制也是公学的一大特色。

在一系列的绅士培养目标中,知识和技能是最不被洛克看重的。他认为,一个绅士与其做一个良好的逍遥学派或笛卡儿学派的学者,远不如精通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来了解人类社会的生活,成为一个有德行、懂得人情世故和有礼仪的人来得重要。因此,在19世纪以前,培养具有健全体魄、注重德行修养的绅士是公学的唯一目标,也是适应当时英国贵族阶层的一种培养目标。20世纪之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社会压力下,公学也开始重视科学教育和学术能力的培养,“牛剑”(牛津和剑桥)升学率逐年升高,公学的绅士培养目标的内涵也有所拓展。

可以说,绅士培养的核心与其说是教书,不如说是育人。全人教育(Whole Person Education)——培养全面人格的绅士——一直是公学的基因。曾经在哈罗和墨尔文公学任教多年的庞辛告诉我:在所有衡量公学的指标中,公学系统内部并不看重的就是A-level(英国大学入学考试)排行榜上的名次,因为排行榜的唯一标准就是考试分数,根本不能体现全面的品质教育。伊顿、哈罗和墨尔文等老牌公学都不参与排行,可见一斑。伊顿公学新任校长西蒙·亨德森(Simon Henderson)就对此极为反感,他坦言:“作为学校,如果你的考试成绩名列前茅,那么未来的大门就向你的学生敞开。但这是有代价的,当他们走出这扇大门时,他们的个人和职业是否幸福和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考试成绩之外诸多方面的训练和教育。”这些考试之外的训练,更多体现在我们传统认为的“副科”中,比如体育、音乐、艺术、戏剧。

让庞辛遗憾的是,远赴英国读书的中国父母们往往只看排行榜,而且大多选择在第六学级(Six Form)入学。这一学级是公学里的最后两年,注重学术性,素有“大学预科”之称。这一选择看似投入产出比很高,因为优异的理科基础,以公学为跳板的中国学生很多能够如愿升入“牛剑”。但是,第六学级主要以升大学为目的,课程专门性强,很多“副科”都削减了。“那些‘副科’正是与培养创造力、批判性、自信、领导力更相关的部分。某种程度上,这些孩子没有享受到公学的精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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