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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远”舰:海魂不灭

2015-10-27 11:29 作者:刘怡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第43期
经过历时两年多、多方共同努力的水下调查,笼罩在神话和误解之后已有120余年的甲午名舰“致远号”,下落终于被查明。两次重大物证的发现日,宿命般地都定格在军舰战沉纪念日。

1894年9月17日15时20分,黄海北部大东沟海面。

中日两国海军之间的这场遭遇战已经持续了整整3个半小时。日本联合舰队方面,火力较弱的炮舰“赤城号”、“比睿号”和武装商船“西京丸”相继被中国舰队的炮火所重创,旗舰“松岛号”的主炮也被中国海防舰“平远号”命中,无法继续射击。但完工时间较早、航速较慢的中国军舰付出了更为沉重的代价:“超勇号”、“扬威号”两艘旧式巡洋舰已被日军彻底击毁,旗舰“定远号”的舰艏则被一枚240毫米炮弹击穿,燃起熊熊大火。更令人紧张的是,日军第一游击队的4艘新型巡洋舰利用速度优势,已经迂回到了中国舰队的阵列之后,企图与装有320毫米重炮的“严岛号”、“桥立号”两舰前后夹攻,彻底消灭主炮暂时无法射击的“定远”舰!

在“定远号”左侧,一艘修长漂亮、舰体漆成瓦灰色的巡洋舰仍在默默进行着还击,舷侧的铭牌表明了它的身份——“致远”。在此前的激战中,该舰中部被日舰的152毫米和120毫米炮弹连续命中,冒起浓烟;右舷吃水线附近也被炮弹击穿,灌入大量海水。当舰体倾斜达到30度时,前后主炮已经无法再发射,舰员也逐渐站立不稳。

CG制作的“致远”舰全貌图

CG制作的“致远”舰全貌图

 

蓝色上衣、白色军裤的管带(舰长)邓世昌走出了装甲司令塔,登上前主桅下方的露天飞桥。这天是这位深孚众望的军官的45岁生日,他用带着广东口音的英语发布了最后一道命令——全速前进,撞向正前方的日本联合舰队主力舰,并准备发射鱼雷!严重右倾的“致远号”如同一头咆哮着的狮子,带着浓烟和烈火朝正面的日舰径直扑去,前主桅桅盘上的加特林式机关炮仍在断断续续地射击,直到右舷破口处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15点30分,致远舰在大鹿岛西南外海沉入海底。全舰252名官兵中仅7人幸存,邓世昌不在其中。

120多年后,正是那枚未曾射出的鱼雷以及最后时刻仍在开火的加特林炮,成为确认致远舰水下残骸身份的关键物证。经过历时两年多、耗资数千万元的联合水下调查,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最终在2015年10月8日公布:2013年秋在丹东市东港外海发现的不明沉船“辽宁丹东01号”,初步确认正是黄海之战中壮烈成仁的致远舰。这艘曾长期被传说和疑团包围的中国海军之魂的下落,至此终于水落石出。

英灵与传说

对今日的游客来说,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Newcastle upon Tyne)乃是英格兰东北部声名在外的商业和教育中心;但在遥远的19世纪,这里却是因全世界最著名的造船基地——阿姆斯特朗公司埃尔斯维克造船厂(Armstrong Elswick)而闻名。从1881到1904年,该厂曾为中、日、美、意等国建造过30余艘出口型巡洋舰。这些军舰虽然因吨位和火力差异,在细节上不尽相同,但大多具有相仿的结构和布局——船舷不设垂直防护,而是以一道穹盖形装甲从上方覆盖轮机舱、锅炉舱等关键部位,以减轻重量;两座口径较大的主炮分别布置在船体中心线的前端和后方,较小的速射炮则安装在两舷向外伸出的耳台之上;前后主桅和1~2座烟囱对称分布于舰体中部,外形简洁漂亮。它们被海军史学界赋予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埃尔斯维克型巡洋舰(Elswick cruisers)。

1887年完工的“致远号”,正是一艘典型的埃尔斯维克型巡洋舰。它的3门210毫米主炮(前2后1)射程可达8300米,2组往复式蒸汽机输出的5500匹马力使2300吨的军舰每小时能航行18海里,比北洋海军所有其他舰艇都快。加上广东籍管带邓世昌素以治军严谨著称,在甲午战争爆发时,“致远号”是中方状态最好的军舰之一。

然而不幸之至,19世纪八九十年代恰逢海军科技发展的井喷期,短短几年的变化便足以造成巨大差距。就在致远舰完工的同一年,阿姆斯特朗公司开始量产新型120毫米速射炮,射速高达每分钟5~6发,足以对敌舰舱面和人员造成重大杀伤。日本海军立即采购了59门,安装到主要舰艇上。1892年日本在英国订购的吉野舰,更是安装了刚刚定型的152毫米速射炮,射速高达每分钟5~7发,比致远舰的主炮(2.5发/分)快一倍以上。而中国偏偏在1891年决定停购外洋船炮和机械零备件,此举不仅使“致远”等舰与新型火炮绝缘,也使北洋海军无法购得水密舱门、密封橡皮等起码的军需物资。甲午战争的悲剧,便在此消彼长之中提前注定。

但在1894年9月17日那个血流漂杵的下午,火力、航速都不占优的“致远号”依然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勇气。在邓世昌的从容调度下,它先是与“来远”等舰一起痛击较小的日本炮舰“赤城号”,接着又驶回到“定远号”左侧,为旗舰阻挡来自日军第一游击队的炮火。填充有苦味酸烈性炸药的日本炮弹在它的甲板和舷侧接连爆炸,缺少垂直装甲的钢制舰壳从右侧被撕开一个大洞——按照初始设计,涌入破口的海水应当被水密隔壁有效地控制住,但由于舱门橡胶老化,进水几乎无法阻止,最终没过了穹盖形装甲板的顶部。导致致远舰沉没的最后一响爆炸,极有可能便是因为海水涌入锅炉舱,引发内爆,将前半截舰体彻底炸断所致。

军舰爆炸的一刹那,仍在飞桥之上的邓世昌被冲击波抛入海中。他认定“阖船俱没,义不独生”,拒绝了随从刘相忠与友舰“左队一号”的救援,最终怀抱扑上前来的爱犬,蹈海成仁。

或许是由于“致远号”直冲敌阵的形象过于深入人心,或许是由于邓世昌的壮烈殉国过于催人泪下,之后几十年间,围绕致远舰的结局和邓世昌的命运产生了诸多真假难辨的传说。丹东当地百姓始终认定,20世纪30年代他们在大鹿岛海域捞起的一具尸骸便是“邓大人”。这具遗体最终被隆重地埋葬在当地一座小山上,1988年又被迁葬,与黄海海战次日收敛的13具阵亡将士遗骸一同并入岛上的“甲午海战无名将士墓”。而清末文人高邕题写在邓世昌照片旁的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则被讹传为光绪帝亲笔所书,流传至今。

文人之笔与大众之口的渲染,在增加了邓世昌传奇色彩的同时,也令对致远舰史实的认知越发复杂离奇。关于最后时刻与邓世昌同沉的那条狗,至少便有三种说法。参加海战的镇远舰帮带(副舰长)、美国人马吉芬(Philo McGiffin)在回忆录中宣称,邓世昌是在游泳求生时,被猛犬扑入水中殉职的。已故历史学家戚其章1956年访问当时依然在世的来远舰水兵陈学海时,则留下了义犬“太阳”(这一名字是否确切至今不详)救主、被邓世昌怀抱同沉的记录。这也是自清末以来,民间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而邓世昌曾侄孙邓浩然在201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异常肯定地称那条西洋犬在黄海之战前被留在了威海卫基地,根本不曾上舰!

更加扑朔迷离的则是“致远号”最后时刻的航迹与沉没的确切方位。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战后第五天给李鸿章的报告中称,致远舰系“冲锋击沉”,冲向何舰则不明确。这与在“定远号”上亲历战事的德国洋员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的回忆接近。但在9月29日出版的《申报》上,已经出现了渲染致远舰冲撞日军旗舰的描述。而次年英国出版的《布拉西海军年鉴》(Brassey's Naval Annual)采信了某些道听途说的消息源,言之凿凿地宣称:致远舰是在冲向日军第一游击队的“吉野号”时,被日舰击中沉没的。由于该年鉴的世界级影响力,“撞击吉野”的说法迅速被各国海军史研究者所采信,甚至影响到了中国记录者的判断。姚锡光在他1897年所做的《东方兵事纪略》中,即对致远舰冲撞“吉野”的细节大加铺陈,直接奠定了其后百年间史学界对“致远”战沉一事的基本论调。而随着1962年电影《甲午风云》的上映,这一情节更是成为不刊之论。

由于将“致远号”最后时刻的航向判定为冲撞位于定远舰后方的“吉野”,而不是指向正面的联合舰队本队,中方资料对致远舰沉没位置的记录长期以来存在严重误差。而日方记录中的故弄玄虚,则令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尽管联合舰队获得了黄海之战的最终胜利,但在战斗过程中,它同样经历了“赤城号”和“西京丸”被围攻、松岛舰遭遇重创、对“定远号”久攻不克等紧张时刻,以至于大部分日舰必须时时留在战场之内,而无暇确认中方战损舰艇的确切沉没位置。但在战后的报告中,各级指挥官都急欲突出本舰战果之辉煌、功劳之大,对击沉中国军舰的细节进行了重新演绎和包装。结果遂使1895年日方汇总的黄海之战记录中,对“致远”、“经远”等4艘沉舰最终位置的标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其中经远舰的沉没坐标更是偏移达数十公里之远。1905年日本海军军令部编撰甲午海战官方战史《二十七八年海战史》时,曾对10年前的记录做了核准和订正,但又犯下新的错误——将实为致远舰沉没位置的坐标误记为战沉最早的“超勇”舰。如此离奇的误差意味着即使研究者获得了日方的全部记录和资料,也无法以之为凭据寻找甲午沉舰的踪迹。这一误就是百年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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