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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安到罗马:融合之路

2015-10-22 12:47 作者:徐菁菁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第43期
罗马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这并非仅仅因为它是一个庞大帝国的首邑。埃及与阿非利加省的小麦养育了它。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希腊的石料构筑了它的城市。帝国领土的富饶物产使它蜚声东方。

今年8月初,我在米兰待了10天,一面报道米兰世博会,一面为认识罗马做准备。最初,我试图寻找2000年前,曾同时位于“丝绸之路”两端的古罗马与中华帝国交流的蛛丝马迹。我请教了好几位专家,结果令我失望。

罗马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远东部负责人罗伯特·希亚拉(Roberto Ciarla)在给我的信里遗憾地说:“我花费了我一生的许多时间去寻找哪怕一件两大帝国之间物质交流的确凿证据,但是至今为止,我没有找到,在中国,在欧洲,都是如此。我想善意地提醒你,无论是在我们的博物馆,或者欧洲任何其他的博物馆里,你都无法看到这样的证据。原因很简单:罗马和中国从未相遇。也许,罗马人曾经知道,有一个伟大的帝国在中亚的东边,丝绸从那里出口到地中海的市场。但我们只能找到一些零散的文字资料和极为含糊不清的地理信息。”

 

至于丝绸,那些曾令古罗马人痴狂的纺织品呢?它们确实到达过罗马。但我无缘得见。考古学家在欧洲发现的最早的丝绸织物也只能追溯到中世纪。“从另一方面来说,蚕丝(也可能是柞蚕丝)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末期已经在印度出现。6世纪,君士坦丁堡开始生产丝绸,11世纪意大利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主要丝绸生产者。因此,面对考古现场出现的一小块丝绸残片,我们可能非常难以判断它的出处。至于罗马人,我们只知道,他们从东方进口丝绸。”

正当我感到走进了死胡同时,意大利古纺织技术专家弗拉维奥·克里帕(Flavio Crippa)盛情邀请我去参观两个博物馆。他开车带我从米兰出发,一路奔向风光如画的科莫湖。我们的第一站是宁静的小镇莱科。它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科莫湖东南支流的末端。

阿贝格丝绸博物馆坐落在湖岸上。这是一栋有400年历史的朴素的口字形的建筑。院落里栽种着茂盛的桑树。17世纪,这里曾经是家丝织厂。

6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底比斯、科林斯(均属今希腊)成为丝织业中心。1147年,东罗马与占领西西里岛的诺曼人发生海上冲突,许多从底比斯、科林斯逃亡的希腊或犹太丝织技工来到诺曼王国,被全部招纳到官办工场,为意大利南部丝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一时期,佛罗伦萨附近的卢卡、与拜占庭有特殊关系的威尼斯都在丝织业上有所图谋。但当时,拜占庭和伊斯兰国家依然处于主导地位。这种局面在13世纪才发生转变。

格局的变化与技术革命密切相关。阿贝格丝绸博物馆并不展现精美的织物。它的主题是近300年来意大利丝织业所经历的机械革命。展品维护得非常好。格外令人钦佩的是,所有展示的人力和电力机械都能够使用。电源开关打开时,1800年缫丝机的轰鸣声会将人瞬间带到200年前的丝织工厂里去。

阿贝格丝绸博物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展品是一台可以由水力驱动的圆形捻丝机。弗拉维奥·克里帕告诉我,8世纪,长方形的捻丝机从中亚传入拜占庭和欧洲。后来被改成圆桶形,但一直由人力操作。13世纪,卢卡人成功利用水利实现了捻丝工序的自动化。一部水车至少带动200个锭子,是人工操作的两倍以上。这直接促成了博洛尼亚、热那亚、威尼斯、米兰丝织业的相继崛起。

我眼前的这个木质机械高13米,直径7米,同时带动384个锭子每分钟转1000转。它是在1814年建造的,现在依然能够运转。事实上,“圆形捻丝机是人类有史以来建造的第一个复杂的机器,这个发明在1200到1900年一直被应用,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有趣的是,达·芬奇也曾对这个复杂的机械着迷。他描绘过一些构件的图纸。博物馆的墙上展出了其中一张的复制品。

在这个似乎与中国没有多大关系的博物馆里,人们依然在最显要的位置展示一幅宏大的“丝绸之路”地图,介绍那个遥远的东方起源。我不知道这个小镇的博物馆究竟接待过几名中国访客。但所有展品的介绍都尽心配上了中文,尽管可能并不通顺和准确。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曾有中国的丝织工厂,不远千里将这里展出的西方机械引回东方去。

我们的第二站是安东尼奥·拉蒂基金会(Fondazione Antonio Ratti)。安东尼奥·拉蒂是1915年出生在科莫的丝织业大亨。1985年,他出于个人对丝绸的兴趣组建了这个基金会,举办展览,为公众和学者提供了解和研究纺织艺术的机会。他同时还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名誉董事。

基金会设在科莫切诺比奥(Cernobbio)镇的一栋湖滨别墅里。从办公室的每一扇窗子望出去都是一幅绝美的湖光山色。这儿收藏着3300块纺织物和包含超过2500种纺织图案的书籍,其涵盖的历史横跨3世纪到20世纪。在18摄氏度的收藏室里,馆长弗朗希娜·基亚拉打开一个个收藏抽屉。我看到6世纪埃及一件上衣黑白两色的前襟,是用羊毛和麻织就的。图案上的舞者形象和建筑样式有明显的罗马风格;一件15世纪的意大利织物;一块17世纪上半叶中国佛寺中的丝绸装饰布料和一套清代的服装。

特别幸运的是,我到访的时候,基金会正在举办一个名叫“丝绸花园”的展览,展出以植物与鲜花为主题的藏品。展览的主展区设在贝纳斯科尼别墅(Villa Bernasconi)。别墅是一栋建于1905年的新艺术风格建筑。它能让人一眼看出主人的身份:那些精雕细琢的装饰石膏板和浮雕描绘的都是桑叶、蚕虫、蚕蛾与蚕茧。

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教授基娅拉·巴斯(Chiara Buss)同时研究意大利丝织业史与时尚产业。她告诉我,15世纪米兰所在的伦巴第地区成为丝织中心,成为意大利时尚设计潮流的源头。当时的富人们开始以设计而非物质本身来评价一块面料的价值。

在贝纳斯科尼别墅,我迈入了意大利20世纪丝织业的殿堂。它们是过去一个世纪里纪梵希、伊夫·圣·洛朗、华伦天奴、迪奥等品牌用意大利丝绸制作的窗帘、丝巾和高级定制礼服。源于中国的蚕丝、在欧洲得以改良的纺织技术和当代意大利的审美与时尚产业,共同催生了那绚烂得令人迷醉的美。

我朦胧地意识到,我应该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到文明的流动。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的坐标系上,它都不是单向度的,也并非直来直去。它像是星星之火,又如同草蛇灰线。无数的叠加和碰撞构成了我今天看到的世界。

以这种眼光看待罗马城,我或许找到了一条不同的路径来认识这种强势文明。在被它力量磅礴的宏伟遗迹惊到的同时,我看到它那些精美绝伦的镶嵌画,闪耀着美索不达米亚庙宇的光芒;那些堪称奇观的巨大穹顶,来自亚述帝国对拱券结构的最初探索;那条条通向罗马的大道蕴藏着波斯帝国的智慧。

《后汉书》说,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它列出了大秦的14种奇宝。根据考古和史料研究,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等是在埃及或叙利亚加工的来自非洲等地的珍宝饰物或高级工艺品。此外有波罗的海的琥珀、红海索科特拉岛的朱丹、小亚细亚的青碧、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产的苏合香。剩下的六种输出品都是织物。这些织物中的刺金缕绣、黄金涂等,以细金线织入或插绣、印染而成金光闪闪的衣料,历来被认为是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和叙利亚、小亚细亚的纺织作坊最负盛名的产品。火浣布则是爱琴海诸岛所产的石棉在小亚细亚等地织成的防火布。

古代中国对罗马的玻璃制品有特别的兴趣。《后汉书》描述“大秦”,“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在今天罗马的众多博物馆里,玻璃器皿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类别。

我坐船去了威尼斯的穆拉诺岛。这个1.5平方公里的小岛上约有100家玻璃厂。7000多人口里仅玻璃料器厂工人就有2000多名。我在岛上溜达,西南岸边是大片的工厂和仓库。一条沿着运河的主干道由南向北延伸,两边全是玻璃制品商店,产品小至廉价的玻璃珠,大到数千欧元起价的玻璃艺术装置。几百年来被视为世界顶尖的威尼斯玻璃工艺品,几乎全部来自穆拉诺。穆拉诺有一座特别值得一观的玻璃博物馆。博物馆除了各个时代的玻璃制品展出,还有拍摄精良的视频短片,让我对那些匪夷所思的玻璃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恍然大悟。

古罗马人几乎知道古代世界关于玻璃工艺的一切秘密。尼禄皇帝在位时,曾付出6000塞斯特斯买了两个小的吹制玻璃杯。它们使用了“千花”技术(millefiori),是用不同色彩的玻璃棒熔合而成的。

但在博物馆里,对意大利玻璃工艺历史的介绍并不是从罗马开始的。传说3000多年前,腓尼基人无意之中发现,在火焰的作用下,苏打与石英砂发生化学反应会产生的晶体。早在公元前16世纪,古埃及就出现了玻璃珠子和玻璃镶嵌片。公元前155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在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都出现了玻璃器皿。公元前4世纪埃及又发明了玻璃铸模工艺、车花、镌刻和镀金工艺。

在罗马城,玻璃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一生中的第一次洗澡就可能会用到贮藏在玻璃瓶中的橄榄油,喝奶的奶瓶也是玻璃制造的。除了餐具与容器之外,罗马人使用细长的壶颈,水滴形或塔柱形的玻璃夜壶。女士们则用精巧的玻璃瓶盛放香水和护肤品。他们甚至还是用玻璃窗。

罗马人之所以能大量消费玻璃和出口玻璃制品,得益于公元前50年左右出现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吹制玻璃的技术。公元前31年,奥古斯都将罗马的统治扩张到了地中海东部这片玻璃生产的繁荣之地。根据罗马帝国时期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的记载,奥古斯都时代罗马有两个重要的玻璃生产基地,一个是亚历山大,一个是今天黎巴嫩的西顿地区。今年初,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始举办公元1世纪罗马玻璃艺术大师埃尼昂(Ennion)的作品展。传说他就是来自西顿的腓尼基人。

罗马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这并非仅仅因为它是一个庞大帝国的首邑。埃及与阿非利加省的小麦养育了它。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希腊的石料构筑了它的城市。帝国领土的富饶物产使它蜚声东方。更重要的是,它拥有非凡的罗马人——他们来自远至美索不达米亚和不列颠的广阔疆域。在“四海一家”的时代精神之下,他们将自己的神祇带到“万神殿”,共同成就了罗马。

这并非完全是罗马文明的特质。在“丝绸之路”的东端,我的同事造访了河西走廊上的敦煌。汉代,这块处沙漠边缘的小绿洲向东可到达中原长安和洛阳;向西,则开始了“丝绸之路”的行旅。敦煌东部61公里处有悬泉置遗址,这是一个驿站兼接待站。这里出土的西汉昭帝(公元前87~前74年)以后的简牍表明,敦煌曾是接待过来往于汉王朝和西域之间的安息、大月氏、康居、大宛(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龟兹、于阗、罽宾(今克什米尔)等29国使节。

敦煌是一座伟大城市的前哨。公元前202年,汉朝利用秦朝在渭河南岸留下的宫殿,开始兴建长安城;汉高祖刘邦始在渭河以南、秦兴乐宫的基础上重修宫殿,命名为长乐宫,后又命萧何建造了未央宫;汉惠帝起修筑城墙并建成;汉武帝继位后,对长安城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兴建北宫、桂宫和明光宫,在城南开太学,在城西扩充了秦朝的上林苑,开凿昆明池,建章宫等。

与罗马一样,长安是东方的奇观。它有宏伟的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砌而成,高12米,基宽12~16米,全城周长2.57万米,有城门12座。其中,与未央宫相对的4座有52米之宽。在城内,8条45米宽主街相互交叉。宫殿集中在城市的中部和南部;贵族宅第分布在未央宫的北阙;居民区分布在城北。城南郊还有宗庙、辟雍和社稷遗址等礼制建筑。最宏伟的未央宫的前殿位于龙首山丘之上,至今殿基遗址仍高于附近地面3~15米。殿基南北400米、东西200米。殿基之上自南向北排列着3座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其前殿遗址是目前我国历史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高台宫殿建筑遗址群。

在城市的西北有著名的“长安九市”。“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西市密布着各种手工业作坊,东市则是商贾云集之地。其间货品云集:南方的象牙、翡翠、黄金;中原的丝绸、漆器、铁器;西域各国的土产、良马、毛织物、乐器、奇兽珍禽。

5世纪,罗马没落。7世纪到8世纪初,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之都。云集在这座城市的不只是五湖四海的物质珍品。唐初所定十部燕乐中,天竺、康国、安国等乐种都是从葱岭以西地区传入。白居易在《琵琶行》序中提到的三代传承琵琶演奏家曹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人曹保保、曹善才、曹刚,是世居长安的演奏家。刘禹锡在《曹刚》诗中感叹说:“一听曹刚弹《薄媚》,人生不合出京城。”天竺人瞿昙譔家族一家四代在长安司天监任职,多次参与唐代历法的修撰。同样在长安司天监任职的还有来自天竺的俱摩罗和迦叶志忠家族,以及波斯人李素家族等等。唐代长安还是所谓“三夷教”即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外来宗教的重要传播地区,以东、西两市为中心,在长安里坊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外来宗教寺院。

文明的界限远比我想象得更为模糊。曹保保、曹善才、曹刚的演奏风格被唐长安的人们称作“京都(即长安)声”。在米兰时,基娅拉·巴斯教授带我去参观波尔迪·佩佐利博物馆(Museo Poldi Pezzoli)。她向我展示一块16世纪意大利出产的丝绸织物,红底上面金线织就的云团状花纹取自中国汉代,毛尖状的叶子是16、17世纪土耳其地毯和天鹅绒上的图案。这一设计在当时的意大利十分常见。

在另一块织物上,一只鸽子环绕在六瓣花朵中。它生产于15世纪下半叶。这个花样曾被用在米兰统治者斯福尔扎家族教堂婚礼的华盖上。正是在这一家族的大力推动下,米兰成为新的丝织业中心。“这个图案成为斯福尔扎家族的标志。在今天意大利的人看来,它完完全全属于西方。但我在查阅了许多历史档案后发现,它依然源自中国的传统图样。”“我们为什么要去探究这些?”巴斯教授说,“了解历史的一部分原因是让我们为祖先曾经创造的文明自豪。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知道我们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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