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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经济危机的警示:反思英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2)

2015-10-19 12:23 作者:赵潇(Rebekah Zhao,英国)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第44期
我赞同中国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所持的肯定态度。在承认这点的前提下,我们要意识到搞自由市场的另一个极端,就是如果任何领域都被市场化,你会得到一个极其不均衡的社会,环境破坏,金融不稳定。

问:你刚才从财富分配、社会福祉的角度谈了对英国新自由主义以单纯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经济政策的反思,下面请谈谈手段的问题。撒切尔主义坚信不受限制的市场自由经济机制将带来最大效率,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经济市场。布莱尔一面增加健康、教育和福利经费,一面又在健康和教育这两个区域进入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是否万能?

答:用什么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认为,只有通过解控,彻底解放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我当然同意市场对经济增长充当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提倡最大限度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面临两个矛盾:首先,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金融危机,它告诉我们,金融市场很不同于饭店、酒店、制造业等这些普通的商品经济市场。在饮食制造等经济领域,自由的市场机制对激发人们的自由创意、创业参与、发明创造、高质量服务等都起到积极作用。然而金融领域如果搞自由市场机制,则会产生金融危机。因为金融市场很特别,它将现在和将来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涉及合同,一方交钱,一方许诺给予未来的收获。这种合同基于在当前市场状况对未来的估计,以连接现在和未来为特点的金融市场,有一个难以逃脱的弱点,就是反复无常和非理性。经济学家如凯恩斯对此有分析,完全自由化的金融市场具有滋生不稳定性和产生过度债务水平的内在趋势,也一定会产生大量抽租rent extraction,即一部分人被付给极高的工资,不是由于他们为其客户提供了极大的价值,而是由于金融交易体制能够纳入一部分对社会毫无用处的东西。2008年的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是,在金融领域搞自由市场非常危险,金融市场需要监控和管理,防止出现不均衡、抽租套利,及因此产生的不稳定性和金融危机,正是这些使我们在后危机阶段挣扎于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

我们也从另一方面意识到自由市场不是万能的,这就是中国经验。虽然邓小平说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习近平也说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农业发端的日益加强的私有化经济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占据重要的比例,然而中国增长迅猛的经济实践也包括很大程度的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中国的金融业从未引进自由市场机制,受政府控制的金融市场对高投资率、因而高速的经济增长起了重要作用。

问:说到中国,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似乎倾向于亲新自由主义,因为自由市场经济意味着自由民主。听你讲来,新自由主义是不是容易被理想化呢,从外面看不到它的弊端?

答:市场经济带来经济自由,缺乏经济自由的计划经济最终走向失败。比如苏联的集权计划经济,实行指令性劳动,其结果不仅是经济停滞,而且对环境破坏严重,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学家、诺贝尔获奖者阿马蒂亚·森提问:假设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实现GDP增长上与市场经济一样有效率,那么那种模式是不是就好呢?仍然不好!他回答道,因为个人有按照其意愿选择居住、工作、生产消费的权利,人们很注重的生活价值,即使这些价值的实现并不能让他们变得更加富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支持市场经济。比如有人说,我不愿意给大公司工作,我更愿意开一个自己的小公司、开一个酒店等等。这是市场机制带来的生产自由,还有消费自由,这样的自由本身就是值得尊重的。因此我赞同中国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所持的肯定态度。在承认这点的前提下,我们要意识到搞自由市场的另一个极端,就是如果任何领域都被市场化,你会得到一个极其不均衡的社会,环境破坏,金融不稳定。因此对提倡完全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纠正就很有必要,即一方面认识到自由市场带来的好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自由市场的缺陷。

问:撒切尔执政期间,长期困扰英国经济发展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遏制,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居欧盟首位。布莱尔工党期间,经济持续发展,1997至2006年英国人的实际收入增加18%。这是不是说,单从经济发展角度考虑,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还是很有效率的呢?

答:经济政策的实践效应常常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1986、1989、1997年的几次政策法令松绑,直到2006和2007年,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任何不良效果。到了2008年,经济危机一下子从金融业爆发出来,部分原因是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解控政策引起的,而解控政策来自将自由市场经济过于简单化的经济思想。

所以,我们看到英国经济1980至2007保持良好增长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后续7年的糟糕局面,从2008到2014年人们的工资实际价值并无增长,反而比2008年有所降低。这种情况反映出保守党和工党执政期间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产生的经济效益是不稳定的。这个不稳定性主要来自金融业。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这方面犯了错误。关于人类行为方式是完全理性的假定过于简单且具有误导性,精致的数学推导往往导致了忽略常识判断和经验观测。

当时有一种观点占上风,就是我们应该放权给金融业自由经营。1986年政府有一次较大的松绑,当时称为“大爆炸”(Big Bang),对股票市场,从事金融股票资产交易人员的定位各方面都大大放松了规定。对民众生活影响较大的是对房屋抵押贷款协会(Building Society)的松绑。以前,个人购买居民房屋的按揭金主要是由各种Building Society提供的,而不是来自银行。Building Society由贷款购买房产者集体拥有,只有缴纳了一定数额的定金才能借给购房按揭。它们出借按揭时比较谨慎。80年代和90年代,保守党甩掉了对Building Society的诸多限令,说:你们可以转成银行,所有的银行都可以做房产按揭。这样一来,部分Building Society转成银行后,从事十分高风险的金融活动,2008年经济危机一冲就垮了。比如倒闭的Northern Rock银行、Bradford and Bingley银行,及被政府救市的Alliance and Leicester银行。所有那些对金融行业的放松限制,都被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是错误的。

金融业不像其他行业,它有自己的特殊运行规则。进入金融领域的人士,往往会有响应非理性潮流的倾向,他们看到股票市场上升,于是假定股票市场会接着上升。于是他们买进,股票市场继续涨高,一直涨到人们不再充满信心,股票下跌。当然我们都知道股票市场有这种大震荡周期,但房贷市场危害更大。银行贷款于房屋购买,房产价格上升,于是人们借更多贷款购房,房价进一步上扬,升、升、升,然后跌、跌、跌,这就形成我们所称信贷与资产价格循环。这种循环已经存在多年,成为引起多次银行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比如美国得克萨斯州80年代早期、马萨诸塞州80年代晚期,日本90年代早期和北欧国家90年代早期均如此。重要的是我们在金融业要确保银行不能随意交易,不让它们像过去那样,创造房产泡沫经济,因为房产泡沫的膨胀和破灭会对经济造成巨大危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有严格的监控,对银行出借的资本、拥有的资产折现力制定标准。在房产经济上升期,我们必须紧缩资本以及资产折现力标准,对借贷者的最大借贷数额加以限制,紧缩贷款额与价值比和收入比。

2008年危机以前,新自由主义者不相信这些问题,他们相信金融市场一定会自由地合理运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他相信自由的金融系统无论如何经营,都一定会使经济更有效率。他相信金融系统会自发创造出一套复杂的安全运转体系,解决贷款给房贷次借贷者的危险,总之我们可以信任自由运行的市场做明智之举。然而关键就是我们不能相信自由的金融市场做明智之举。

我以上说的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批评,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主导原则是市场知道怎么做最好。在实体经济方面,市场可能懂得最多,但金融和信贷方面不是这样。金融市场自由化可能无法提高经济效率,甚至还可能增加不稳定性和加剧社会不平等。

问:你谈了对新自由主义以经济增长为目标,以自由市场为手段的批判,指出了其理论基础,即人类经济行为总是理性的这一断言不适用于金融市场,正是金融市场人们的非理性之举,形成金融泡沫的循环。这种非理性的行为跟人类本性有关吗?

答:有不同理论解释这些泡沫循环的发生,原因之一就是单纯的人类本性,人类本质上并非完全理性的。现代经济学有一个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学派,Behavior Economics行为经济学。人类具有的众多本能之一,是群居本能或从众效应,如果你看到别人在做什么事,你也跑过去跟他们一起做。群居本能在我们人类的进化早期,使我们更适合生存,但是应用于金融业却很糟糕。这意味着如果别人都以为股票会上升,房价会上升,或者看到其他的银行都相信应该出借房贷,你也会相信房价会上升,相信银行应该出借房贷,这种心理效应会反作用于群体而得到不断增强。这是脑科学的研究结果。

明白这点很重要,人们喜欢赶潮流,买时装,这种行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也没有什么害处。然而同样动机应用到金融领域,可以产生不稳定性。此外,还有别的相关原因,即使那些非常明智的人士,本身不受从众效应影响,但他们了解羊群效应对其他人的作用后,也可能会进入泡沫市场。他们会这样考虑:现在每个人都失去了理智购进,因此价格会上升,因此我应该进入,只是我要小心谨慎,在价格上升到顶端前退出。此外,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还来自不完全信息的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方式不是十全十美的。还有纯技术操作方面的原因,价格上升期,贷方的经济地位提高,因此他们有能力出借更多贷款。可以说有好几种原因造成了金融市场,特别是信贷市场的不稳定性,自由的金融市场也可能使信贷供给和资产价格发生极具危害性的暴涨和暴跌。

问:撒切尔主义者相信货币主义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央行,凭货币政策对金融业间接监控而无需直接监控。货币政策能做到吗?

答:我不认为单凭货币政策就可以监控金融。有人说2008年的危机是因为危机之前央行制订的利息率太低,利率不应该是2%,而应该再高,高到6%。我认为这个分析太过于简单。金融市场的运行系统如此不稳定,即使利息政策正确,也不可能纠正这个不稳定性。一旦金融市场波动,单靠货币政策调整利息的手段,很难让飞速的市场缓慢下来,控制住泡沫膨胀。因为人们一旦相信房价会上升,就会多借房贷购房。假设房价每年上涨15%,央行把利息从5%上调到5.5%或6%,这对人们的借贷购房信心不会有什么压抑,因为他们可能担心:如果我今年不买房,三年后我可能再也买不起房了,所以即使利息从5%调到6%,他们还是会买。如果利息从5%上调到10%,则会严重损害许多需要借贷运行的小企业的利益。经济领域内不同行业对信贷率有不同的弹性和反应,那些非现实行业,较之现实行业,一般对利率的调整更能接受弹性,反应不会那么强烈。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必须使用定量缓解的办法,制定法规,限定资本标准,同时使用利率调整以减缓信贷资本市场的原因。

回顾经济政策的实践,从过去30年的英国经验、美国经验、欧元区,东南亚国家印尼、泰国及韩国,我们汲取的教训是金融领域是一个特殊市场,必须采取政府监控。

我们也看到,自由的市场经济或许会帮助我们获得经济增长,然而取得的经济增长很可能很不均衡。从1980年以来,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大规模的财富分配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差别非常之大,以致最底层的人群完全没有参与增长的机会。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单纯搞自由的市场经济,比如新自由主义模式,并不能对建立一个谐调的、平衡发展的社会很有效,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国家调控。如像我刚才提到的国家养老金计划、良好的健康医疗系统、最低工资法等一套建制。即使在那些市场机制行之有效的领域,也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放任自流。

问:你频繁访问中国,9月中刚参加了天津举行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你认为中国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创建良好的社会公益环境?

答:我认为中国现在走到了这个阶段,就是许多问题都归结到创建一个更加均衡的社会的问题。

中国注意考虑的是重新均衡财富、搞社会福利所需要的开支是多少。目前中国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比如国家医疗服务的开支、养老、教育等,比起西方国家来非常之少。有一种担心,如果将开支用于这些公共服务方面,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放慢,国家更愿意将钱用于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制造等方面,修建高速铁路、购物中心、体育中心等等。当前的经济模式下出现过多的投资,这达到了危险的界限。中国目前将国民收入的50%~52%用于投资,大量是用于基础建设和房产,这个比例高得很走极端,这不是正常的经济增长结构。中国现在拥有很好的有形的硬件基础设施,但是中国缺乏软件基础设施、良好的医疗服务、社会福利制度、养老金制度,这些建制可以确保每个人都有起码的社会安全保障。如果社会不均衡现象极端严重,又没有社会补偿机制进行缓和,很可能对经济增长有害,妨碍经济增长。因为底层的民众不安全感如此强烈,担心生病、担心老无所养,他们不愿意消费而更愿意储蓄。现在中国应该从投资经济的方向,向消费型经济发展。瑞士和丹麦的经验表明,如果规划合理有效,国家完全可以供得起良好的社会福利体系,提供失业、医疗、教育、养老福利,而不妨碍经济效率。

作者:赵潇(Rebekah Zhao,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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