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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经济危机的警示:反思英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2015-10-19 12:23 作者:赵潇(Rebekah Zhao,英国)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第44期
我赞同中国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所持的肯定态度。在承认这点的前提下,我们要意识到搞自由市场的另一个极端,就是如果任何领域都被市场化,你会得到一个极其不均衡的社会,环境破坏,金融不稳定。

“我赞同中国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所持的肯定态度。在承认这点的前提下,我们要意识到搞自由市场的另一个极端,就是如果任何领域都被市场化,你会得到一个极其不均衡的社会,环境破坏,金融不稳定。因此对提倡完全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纠正就很有必要,即一方面认识到自由市场带来的好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自由市场的缺陷。”

 

问: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肇始于亚当·斯密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学派得到大力发展,又被英国1979年上台的撒切尔政府加以实践推广,并在此后30年来的英国经济政策中起主导作用,包括1997年继保守党后上台的布莱尔工党政府。你对这个思想有何见解?

答:2008年经济危机出现以前,我相信在西方社会的经济学界和意识形态,倾向自由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或者叫“华盛顿共识”,占据了绝对主导。这个思想有两个前提。第一,我们清楚经济活动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就是使经济增长最大化,如果达到了最大化的经济增长率,就会获得人类福祉。第二,实现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手段,是通过最大限度自由的市场经济,自由的市场经济不仅包括有形商品和消费者服务业,也包括金融服务业。这两个前提又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经济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即断定人类总是理性的。持高度数学化的经济学理论的学者认为,当我们行为理性时,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就会产生最佳的经济效益。而在我最近出版的《危机后的经济学》著作对这三个方面提出了挑战,我觉得2008年的危机告诉我们,该对这三个命题进行反思了。当然我并非完全反对这三个命题,而是认为,我们应该对这三点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反对将这些理解简单化。

首先说经济目标。新自由主义者,也包括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强烈的信念,相信我们需要的是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因为人们越富裕,就会感到越幸福,从而人类福祉程度就会越高。但是,有很多新的实际经验的证据表明,当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限度时,更进一步、超过这个限度的收入,对提高人类福祉程度必然会变得不太重要,即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比如人均年收入从1000美元提高到1万美元,会起到极大作用,让人们享有合理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程度的休闲,良好食品、良好居住等基本的生活条件。然而,比较发达的经济环境下,西方社会20年前就达到了这种程度。另一方面的证据表明,单纯依靠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显著的和持续的福祉增加,并且极有可能的是,不平等将成为人类焦虑和忧愁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就要拷问我们的目标,除了经济增长外还包括什么。我们还要考虑生活质量,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而特别重要的是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

问:新自由主义如何看待财富分配问题?

答:新自由主义将提高人均收入作为增长的唯一目标,因而倾向于忽略财富分配和社会不平等问题,认为不平等是动态自由市场的一个合理的副产品。英国和西方社会在过去30年的经济实践中,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我们越来越富裕,但人们自我感知的幸福程度并没有继续增加,这里面有各方面因素,而财富分配是很重要因素。我们生活在一个收入很不均等的社会。

英国和美国自80年代以来,个人年收入保持增长,同时收入的不均等程度在很大规模上持续加剧。在美国这个现象更严重,占人口四分之一的最底层人群,30年来实际收入并未得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比30年前好多少。同时占人口百分之一的上层的收入提高了300%,这个差距很惊人。英国过去30年的收入不平等现象,虽然不像美国那么剧烈,但也很明显,从撒切尔的保守党到后来的工党都是如此趋势。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非完全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有多种原因。中国进入全球经济圈,向制造业注入廉价劳动力,从而加剧全球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造成欧美对低技术劳动力的需求缩减,工资降低,还有高技术的职场效应。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从不同方面增加了这些领域高技术工作人员的市场价值,同时降低了可自动化的低技术人工的价格。

忽视收入分配不均等的意识形态影响了政府的经济政策。英国政府的个人税收政策倾向于减少税收差距,这表现在降低高收入人群的税率。1979年高收入税率是交83%,后来减低到60%,再降到40%,现在是45%,这个降幅巨大,可以说我们的政策在这30年来靠缩小税率,有意识地倾向于使收入不均等,脱离30年以前的收入比较均等状态。说到这里,我应该向中国读者指出,英国的制度仍然有很大程度的均衡财富分配机制,这些均衡机制比中国现有的强大,比如我们有高收入人群缴纳其高收入区域45%的税制、较高的全民福利制度、国民养老金制度、国民健康医疗制度。

问:撒切尔执政以来在这套新自由主义的意识主导下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政策,除了刚才谈到的减税,还包括私有化、去监管化、取消汇率管制,打击工会力量以及削减公共开支等等。能否回顾一下这些政策对英国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影响?

答:我1979年还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追随保守党的自由经济观点,后来我放弃了。我今天仍然认为,撒切尔政府所采取的许多经济政策,在当时的情况是必要的。英国70年代,工会的势力发展得过于强大,做法不负责任,他们不断要求提高工资,由此引起高通货膨胀率,对经济造成困难。撒切尔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法令,如要求工会罢工前必须举行投票等等,以此将工会的活动限制在法令的框架内。撒切尔政府将某些国有资产私有化的举措也是有益的,当时这些大型的国有企业、煤矿、炼钢、电力能源产业,经济效益很差,负债严重。政府将这些企业私有化,极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后果是煤矿和炼钢厂造成了大量的工人失业,因为那些工作被现代技术取代。总的来看,撒切尔整顿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制造市场的政策是有益经济发展的,体现了自由竞争的结果。

然而负面影响我们现在才开始认识到。政府削弱工会势力的同时,也削减了工会照顾底层收入人群的能力,而这是英国工会的传统角色。在工会力量薄弱的社会,政府应该有其他的方法补偿工会对底层收入民众所起的保护作用,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立法设最低工资。然而1997年以前执政的保守党不赞成最低工资法,认为最低工资法肯定会造成大量失业。1997年工党执政后才引入最低工资法,当时我担任最低工资法委员会的主席负责此事。实践证明,可以设立一个很低的合理的工资界限,防止付的工资太低,又不减少人工的雇用。我认为执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保守党在这方面走得太远,既不要势力强大的工会,又不要最低工资法。在1979至1997年的保守党执政期,英国有一些工作工资少得可怜。我想通过这个例子说明,我们接受市场规则的同时,也可以通过政府干预,规划劳动力市场,减少市场自发产生的不平等现象。特别是在现代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情况下,除非政府有措施保障最低工资,否则将来工资差距会更加扩大。

过去30年英国经济在其他很多方面大大增长,如金融服务业大规模扩大,以伦敦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差距加大。而在那些薄弱方面,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加以补偿,使市场化引起的边缘化现象得到缓和。这些缓和措施在撒切尔的保守党执政期没有,而是由1997年上台的工党政府制定的。

撒切尔政府削减公共开支,关掉那些无效率的国有部门,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医疗健康等方面。然而他们相信在国民健康领域引入一套准市场机制,会大大提高健康服务的效率,因此不需要增加健康服务的公共开支。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当一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人均寿命越长,这个社会不可避免地就要增加国民健康服务的开支,健康开支占GDP的比例也就越大。到1997年为止,英国花在国民健康服务的开支占GDP的比例是6%。而瑞典、法国和德国是10%、9%和11%,这些国家的国民健康水平更高。布莱尔上台后,工党政府首先增加国民健康服务的比例,尽量与欧洲国家的平均开支比例靠近,从GDP的6%提到9%。增加健康开支政策现在成为各党共识。

关于健康服务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观点倾向认为,市场经济可以运用于所有领域,任何领域实行市场竞争机制都可以更有效率。但是在健康领域不是这样。西方有一个在健康领域实行市场机制的实例,就是美国,而美国却是全世界健康服务效率最糟糕的国家之一。瑞典这些国家,花在国民健康服务的开支占国民总收入大概为10%,美国是17%,然而瑞典的健康服务水平比美国高。瑞典健康服务的主体部分是国有,尽管也有很小一部分搞市场机制。我们在健康服务领域有大量实例证明,健康服务以国家参与为主的国家,其服务效率超过纯粹实行市场机制的国家。健康服务业与餐饮业完全不同。国家经营的饭店,不管在世界哪个地方,基本上都搞得很糟糕。苏联经营的饭店实在不敢进去。如果你想把饭店经营好,你应该搞市场机制;如果你想建立有效的健康服务系统,你最好走国家参与主体的路子。这就是我所说的微妙平衡途径,所以新自由主义将市场机制导入所有领域的思想是错误的。撒切尔本人主张将国民健康服务纳入市场机制,但因为受到她的内阁反对而没有实行。

保守党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在养老金方面,他们认为应该由个人负责自己的养老金计划。在政府部门或者大公司工作的,都有工作单位为职员提供养老金,如果都没有,个人应该找保险公司签合同,自己买一份养老保险金。保守党因此减少了政府养老金在GDP所占比例。实践证明,在养老保险方面走完全的市场途径,这是个错误。如果政府让大家都买个人养老保险,费用会增加,经济效益很差,同时个人缺乏足够的能力决定是否要买养老保险。至少在英国,个人一般不会主动去买养老保险,除非他们被保险公司的推销员说服。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才认识到,在养老保险领域搞了一套自由市场机制,实际上造成了在中小企业工作的人群养老金降低,养老保险的费用昂贵,还产生了恶性销售现象,即保险公司的销售人员将不良产品卖给消费者。我在2003至2006年担任英国养老金计划委员会主席,我认为我们需要良好的国家养老金,并略微提高普通国民养老金数额,如果个人还想在普通国民养老金的基础上多获保险金,政府应该帮助他们很容易地买到额外国民养老保险。我们制定了一套建制,雇佣方自动将员工注册加入养老金保险计划,员工保留选择退出保险计划的权利,让存保险变得容易,以此吸引人们加入养老保险,还有成本效益合算的国民养老存储计划,这些措施都执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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