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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电影,寻找一种观影关系(4)

2015-10-08 10:10 作者:石鸣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第40期
作为导演的姜文,已经有了20年的经历了。纪念活动,虽是对历史的回顾与梳理,但绕不开的仍然是《一步之遥》。喧嚣之后,我们可以说点啥?

 

一个导演的雄心

了解姜文的人都说,《一步之遥》呈现为现在的结果,是姜文有意的选择。“他选择了这样的手法,应该要预料到观众的反应。”焦雄屏说。

她问过姜文,为什么他现在的影像越走越繁复了,连像她这样的专业电影人,“抄笔记的,都追不上”。姜文以前的电影密集的主要是台词,然而,《一步之遥》中影像已经华丽到冗余,声音丰富到聒噪,这种“信息过噪”给人的感官带来的超负荷刺激,已经远远不是“给大家端出来的都是干货”这样的说辞可以轻描淡写而过的了。然而,“你看他从前的片子,他不可能不知道什么叫作画面与台词的关系,什么叫作留白”。戴锦华说。

“我看到的中国,不是小津式的影像。”姜文说,“我拍出来的荒谬,还远远不及现实世界。”

“一个导演,一辈子永远在拍一个题材的电影。”他又说,“希区柯克,永远拍一个电影,就是惊吓,黑泽明永远是一帮武士的事儿。”

“那您呢?”

姜文反应很快,马上拒绝回答:“我不知道,这个是让别人说。”然后他又想了想,补充道,“如果非要说的话,就是说,怎么都想找一个接近真相的东西。”

寻找真相——或者我们换一个词,真实——并不稀奇,有意思的是,姜文是一个导演,他用以讨论的手段是电影。而电影和真实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一个自从电影诞生以来就不断被讨论的问题,它涉及电影的本质:电影到底是什么?

再进一步问:作为一种图像和声音的集合,电影就是摆在那里任人观看的吗?我们通过这种任意的观看,就能够经由电影抵达真实吗?

再换一个角度:到底什么是真实?你的真实是不是我的真实?

“姜文从来不是一个写实的导演,你从他的第一部电影看,他的电影,或多或少都是夸张的,一种魔幻写实,而且他对现实是质疑的。”焦雄屏说。

对于姜文而言,真实,绝不是一个起承转合的故事。

《一步之遥》中,马走日旁白的腔调,特别像石挥的《我这一辈子》。这一次,姜文大方地承认了这层关联,还提供了另一个灵感来源:启功老先生的说话腔调,“特别具有一种老北京的味儿”。“我是学戏剧出身的,对旁白、独白都非常熟悉,《一步之遥》里面的旁白,是直接向观众讲述的。现实生活中,当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声音和语调,并不一定能够忠实还原这件事情的本来面貌。因此叙述并不总是可靠的。因此,马走日的旁白,特别采用了一种更加老成、更加忠厚诚恳的腔调,我用这种方式提醒观众,不要相信这个说话的人,不要看到什么就相信什么,或者听到什么就相信什么。我们很难找到真实,但是至少可以警醒,哪些是不真实的。”

“对我来说,(电影的)情绪是第一位的,节奏是第一位的。”姜文这样解释他对每一处镜头的运用和选择,“我喜欢主观的真实。”

马走日回忆被武六踢断两条腿之后,“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上泰山拍日出去了”。按照我们的习惯思维,对应的画面应该是马走日留在原地,去拍日出的武六离开,然而,影片的处理却恰好相反:不能动弹的马走日随火车呼啸而去,本该高高兴兴整装待发的武六却定在原地留恋地目送。姜文的解释是:“他们到了泰山下车了,留下马走日在火车上继续赶路。”这在逻辑上当然是说得通的,可是“动”和“不动”的主体这样一颠倒,一下子造成了一种奇妙的恍惚感,似乎一贯确凿的参考系不再可靠了,我们必须在失重感中努力找回平衡。导演对“主观的真实”的追求,客观上给观众造成的效果是“主观的漂移”。

对于没有心理准备的人而言,这种“漂移”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因为它带来了观众对“自我”认知的困惑: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我的“观看”,意味着什么?这种挑战甚至甚过冲击我们的“三观”——“三观”被颠覆了,“自我”可以依旧固若金汤,可是如果连“自我”也被撼动了呢?这个人就必须回到事物的本质层面去反思。

于是,我们在“进入”《一步之遥》之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不再一味地向这部电影“索取”,而是尝试与之“相处”,如同我们在真实的人际关系中与他人交往一样。《一步之遥》的影像,不再像传统的影像那样,可以任由观者“取用”,面对观者的肆意目光,它按照自己的步调,时而开放,时而关闭,时而逼近,时而远去,因此具有了某种“自由意志”。与这样一部电影对话,观者要调动的也是自己的“自由意志”。在观影过程中,观者需要保持的心态不是不断尝试投入、代入,而是首先确认“我”与“他”是不同的,并且始终保留清醒而理性的自我意识。

事实上,欣赏《一步之遥》的某一种乐趣也正在于此:去体验一个不断变迁的视点,一个始终在闪转腾挪的观看位置。这很像是悖论:当你接受被拒斥的现实之后,你反而开始从容参与了。当你知道并且接受自己会有一些“看不见”之后,你反而能够更好地“看见”了。

“我拍的电影,好像都比较适合成人观看,不适合小孩子。”姜文说。因此,为了让他的孩子能看他的作品,他应邀去给《宝莲灯》、《超人总动员》等动画片配音。

从这个角度说,《一步之遥》对观众的“成人性”的要求是前所未有的。姜文打破了我们传统上与电影之间默认的契约关系——当我们坐在大银幕下时,其实是放任自己回归到孩子的心态,电影成为一个承诺,让我们片刻逃离成人世界,享受心想事成的童年。然而,在《一步之遥》中,姜文不再扮演传统的父母哄孩子的角色了,而是努力拉着我们站起来,试图让我们明白,我们可以也应当与他平起平坐,并且接受平等的代价。也许,这就是他反复强调的“尊重观众”。或许为了表示他的诚意,在他的电影发起审视观众的目光之前,他先尽其所能地进行了自我审查。“在他的其他电影里,姜文总是会把他自己的那个角色放大、或者美化一点、浪漫化一点,但是《一步之遥》里面,马走日始终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不如说,姜文用各种方式展示了这个角色的“小”。“他把自己生命中最不能给人看的东西都拿出来给人看了,而且把这个当成角色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戴锦华说。一些人指责导演“自恋”,然而,“自恋”的到底是姜文本人,还是没有能够在电影中实现自我想象和预期并因此而发怒的观者呢?

在厘清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去讨论《一步之遥》“在制作层面领先中国电影工业5到10年”的成就,可能就具有了一种切题性:姜文在电影中的确实现了他的艺术追求与构想。而他的每一格画面、每一个场景、每一处情节,拍得都是那么丰沛动人、摇曳多姿、可圈可点。也许只有技术专家才能确切了解将想象一一兑现会有哪些操作细节上的困难。专业评论家们则捕捉到了姜文作品的艺术性,还是举《祝酒歌》那场戏为例,让·路易说:“那些跳舞的人们看起来非常荒谬,他们跳的不是正宗的华尔兹,因为拍华尔兹有拍华尔兹的方式,你的镜头要怎么运动、怎么取景,让人们跳出怎样的舞步,但是姜文没有这样做,他把他们拍得像盛装的农民,看起来非常滑稽。这让我想起了奥托·迪克斯,他是上世纪30年代柏林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表现主义画家,我不知道姜文知不知道这个人,但是当你把他的画和姜文的这个镜头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意识到,姜文拍电影的方式和画家画画的方式如出一辙,都活灵活现地表现了所谓的新贵阶层。”

“反讽不是我的目的。”姜文说。后半句他不愿意讲下去了,但是他的真实目的已经呼之欲出:唤起观众的反思。影片结尾是非常有趣的:原本完全对立的两方——观众和马走日,在马走日是否该死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结论:马走日死有余辜。然而,双方的理由却截然不同,甚至是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这提醒我们,我们当然可以满足于在事物的表面上生存,但也可以尝试着向内里探究,而后者往往是一个更加艰难和痛苦的过程。

“我不愿意总是拍那么容易的电影。”姜文指的是他上一部电影《让子弹飞》。我们可以说《一步之遥》是他在冒失地透支观众的信任,也可以说他在艰难地开启一场对话,给予我们一个契机,在中国电影票房如此火热、一路高歌猛进的时代,能够坐下来讨论一下“电影是什么”、“观众是什么”等等看起来很落伍的话题。从这个角度上说,《一步之遥》的5亿元票房是一个奇迹,让那么多人,无论情愿与否,不得不先接住姜文提出的问题,并且做出自己的反应。

下一部电影,姜文还会说些什么呢?也许,这取决于我们将回应什么。

2004年,姜文作为导演处于一个“被禁”的低潮期,那个时候他接受访谈,谈到对未来的设想时说:“一辈子能够导5部电影就满足了。”《一步之遥》是他的第五部电影,目前他的第六部电影正在筹拍中。

“你现在觉得,你这一辈子一共能拍几部电影?”

“5部左右吧。6部也是5部左右,10部也是5部左右。看你怎么想了。其实一个导演,就算拍100部,可能也就5部还不错吧,干脆就拍5部得了。”

“如果你这辈子没有干拍电影这行儿,你觉得你会做什么?”

“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我觉得我干什么都干不好。拍电影,没有一个我特想拍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拍电影我也干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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