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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后半生

2015-09-16 17:01 作者:曾焱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第38期
1952年7月,在拿到香港大学注册处入学通知三个月后,张爱玲离开上海,经广州搭火车抵深圳,从罗湖桥出境香港。这年她32岁。

话题和价值

1952年7月,在拿到香港大学注册处入学通知三个月后,张爱玲离开上海,经广州搭火车抵深圳,从罗湖桥出境香港。这年她32岁。她22岁时,因为香港沦陷于太平洋战争而自港大辍学返沪,10年后以申请重读完成学业的理由获准赴港。等到移居美国后的1963年,张爱玲把这段经历用英文写进过一篇散文《重访边城》(A Return to the Frontier),在美国《记者》杂志发表,1982年以中文又重写一次,里头的回忆场面就像是老电影镜头自带着年代的张皇:火车上下来的一群人过了罗湖桥,把证件交给铁丝网那边的香港警察。张爱玲和其他等着过境的人都站在太阳地里等着,不肯听警察的话到旁边小块阴凉地去。“我们都不朝他看,只稍带微笑,反而更往前挤近铁丝网,仿佛唯恐遗下我们中间的一个。但是仍旧有这么一刹那,我觉得种族的温暖像潮水冲洗上来,最后一次在身上冲过。”

就这样,自1952年再回香港至1995年逝于洛杉矶,张爱玲在海外的写作生涯绵延了43年,至少在长度上已超过她的上海时期。2010年张爱玲诞辰90周年的时候,香港浸会大学和北京大学先后举办了规模较大的纪念研讨会,与会专家和“张迷”们谈论的重要话题之一便是如何看待张爱玲的晚期写作:她是一个夭折于历史大转身之后的华语传奇,还是隐居海外却仍旧保持杰出水准的写作家?或者,还有另外的答案。

2015年9月,在张爱玲去世20周年纪念之际,我们记者分头去踏访她在香港以及美国东、西海岸生活过的地方,访问她的遗产继承人宋淇之子宋以朗、哈佛学者王德威、大陆研究者止庵等人,目的是要通过谈论张爱玲和她的后半生,使我们有兴趣重新理解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少见的、忠于天才和孤独的一种写作者,“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张爱玲:《写什么》)。

身前身后,张爱玲于中国现代文学都可以说是没有同类的“异形”。她是谜。是符号。永久横亘在争论两端。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无论男女——像张爱玲这样被一些人书写成文学神话,甚而有如遗迹挖掘一般的“张爱玲学”,同时又被另一些人批评为怨妇写作误上神坛。在不同的时代,她的作品连着她的人生都在被不断复写、补白和重构,满足着不同人的不同偏见。

华语文坛“张爱玲热”大体经历三波高峰。第一次是在上世纪40年代早期,她不过20多岁,即以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成名要趁早”地横空出世于上海沦陷时期文坛。1943年的张爱玲交给《紫罗兰》月刊主编周瘦鹃两部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一个星期后,周瘦鹃告诉读后感: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了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如何,而我是‘深喜之’了”。在1944年《倾城之恋》和《金锁记》发表后,她天才的名气已经令上海滩惊艳,《传奇》出版四天即告售罄而再版重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张爱玲研究专家陈子善曾提到,写过长篇《风萧萧》、中篇《鬼恋》而风头甚健的作家徐訏1946年从美国回到上海,有人介绍他两个在当时见红的女作家的作品,“一个是张爱玲,一个是苏青”。可见张爱玲当时名气之盛。徐訏批评张爱玲“取材又限于狭窄的视野”,但同时期还是有不少文人视其为天才。1944年,专门研究女作家的学者谭正璧发表《苏青与张爱玲》,评价张爱玲,《金瓶梅》和《红楼梦》“给了她无限的词汇,不尽的技巧。所以新旧文学的糅合,新旧意境的交替,也成为作者特殊的风格”(符立中:《张爱玲大事记》)。

抗战胜利后,因与“附逆文人”胡兰成之间的感情纠缠,加之自己作品中从无亡国之痛,张爱玲在文化界声讨汉奸的声浪中备受压力,有几年几乎停止发表作品,只和上海文华电影公司合作写些剧本,然而1947年编剧的电影《不了情》和《太太万岁》大卖,又让她回到文艺界的中心。1950~1952年,张爱玲以笔名梁京先后在上海《亦报》连载小说《十八春》和《小艾》,是她离开内地前往香港之前的最后作品。《十八春》仍旧成功,1967年由她在美国改写为《惘然记》重新连载于台湾《皇冠》杂志,后来出版为单行本时又更名《半生缘》。

第二波“张爱玲热”大概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身在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夏志清在1961年发表英文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史》,里面给了张爱玲42页篇幅,并将她排到鲁迅之前,甚至称她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华语文坛一时耸动。1965年,经香港朋友宋淇介绍,张爱玲开始将旧作和新作陆续交平鑫涛的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此时皇冠因为刚刚出版了琼瑶言情小说《窗外》等书而拥有大量读者。前后这两件事情,令在美国几近隐居状态的张爱玲再次走红台湾和香港文坛,报刊请人追访张爱玲,女记者“翻垃圾”事件即发生在这段时期。直到90年代,两部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香港电影获奖又走红,一部是关锦鹏的《红玫瑰和白玫瑰》(1994),另一部是许鞍华的《半生缘》(1997)。在第二波热中,80年代中期,北京《读书》和上海《收获》先后发表柯灵的怀念文章《遥寄张爱玲》——40年代张爱玲曾在他主编的《万象》上发表小说《连环套》。同时《收获》还刊登了《倾城之恋》,是内地在张爱玲赴海外后第一次正式发表其作品,自此她在内地也重新进入大众阅读,并不断升温。2005年之后的第三波热至今未褪。宋淇之子宋以朗在其父母都去世后成为张爱玲新的文学遗产执行人,陆续授权出版了她生前未曾发表的遗稿。围绕遗稿究竟是否该出版莫衷一是,尤其是2009年出版的1976年即完成的《小团圆》更是争议纷纭,书中有大量情节让人无法不联想原型胡兰成,但出版行为本身带来的作品热销及话题效应毋庸置疑。2007年,李安据张爱玲原著改编的同名电影《色·戒》上映,电影本身挑战尺度,也令张爱玲话题热度难消。据宋以朗2010年述:“随着《重访边城》、《小团圆》、《异乡记》、《张爱玲私语录》、《雷峰塔》和《易经》的问世,张爱玲再一次成为大众焦点,其人气之盛甚至比她生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影响横跨两个世纪几个时代的“张风”,对中国文学到底有什么价值?除了话题还留下了什么遗产?这种争论在她40年代少年成名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头。在现代中国作家里,张爱玲是唯一兼具显赫家世、天才写作和传奇人生的人。“张迷”对她的出身十分熟悉:父亲张志沂这边家族,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藕则是李鸿章长女。母亲黄素琼的家族也不普通,张爱玲的曾外祖父黄翼升祖籍长沙,跟随曾国藩湘军征战太平军,最后官至长江水师提督。张爱玲自小到大都在写她的高门巨宅。6岁写了第一个故事,情节是年轻女子趁她哥哥不在家,设计了一个曲折阴谋来对付她的嫂子;7岁写了一部家庭悲剧小说。这样的人被世人视为天才并不奇怪。《沉香屑》、《金锁记》、《倾城之恋》时期,她把自己藏在人物背后,到了美国晚期的《雷峰塔》、《易经》、《小团圆》,她开始写自己。“写来写去都是同样的事”,但于张爱玲却是文字下的万般风情。她的写作其实就像她书中的人物,如作家格非评论《小团圆》里的九莉:“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过度敏感遇上了时世的纷乱,实际上它就是生活的赠与,就像止庵先生说到的人生的底子。”她在文中写尽一切关系:男女,女人,父母子女,主仆……无不彻骨清醒而到残酷的地步。关系背后并非感情,是世相,张爱玲一贯平静地低笑着,在一个个精心编织的华丽结之下抽出隐藏的线头,给人看那瞬间的一败涂地。

18岁那年,她被父亲毒打禁闭,逃到母亲和姑姑处生活,却发现母亲因她的累赘而脾气变坏。她不怕写出后来母女之间那种互憎和绝望:“越是痛苦,越是可耻。我们是在互相毁灭,从前我们不是这样的。”

古希腊的历史学家狄奥尼索斯(Dionysius)说,有一种叙事风格,不以壮丽,而以优雅与精致取胜。张爱玲显然属于后者。但她的优雅也是张爱玲式的优雅,一切冻在冰层之下。以此而言,将叙述始终保持在零度的张爱玲是同时期其他女作家难以相比的。她曾列举自己喜欢的时代女作家,有苏青,有早期丁玲。但苏青的把握生活情趣难免流入俗套。丁玲在写《莎菲女士日记》时期大约是合于张爱玲偏好的文字性情,“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张爱玲语)。不过张爱玲到美国后,曾应允为一个研究中心撰写关于共产党女作家丁玲的论文,证明心里还是有她分量,后来因为研究资金没有申请下来才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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