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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场:最顽强的抵抗,最惨痛的牺牲(2)

2015-08-10 12:47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第32期
在反法西斯同盟国中,中国实力最弱、受援最少、牺牲最大、战斗时间最长。中国战场就像一块吸铁石,牢牢吸住了日军主力,使其走向崩溃。这直接影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败。

战略枢纽

1936年,日本发生“二二六兵变”。随后,日本陆海军省拟定了《基本国策》,并在五相会议上通过。这个基本国策,成为“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路线图。

日本认为,北方的苏联和南方的太平洋,是其扩张的两个方向——即北进和南进战略,从而称霸世界。实现这两个战略的枢纽就是中国。只有控制了中国,获取中国的资源,以中国为基地,才能实现北进和南进的计划。

根据《基本国策》,陆军强烈要求:为了“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以“以备对苏作战”,应尽力以“华北五省自治”是日本准备大规模战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此背景下,为了控制称霸世界的战略枢纽,日军挑起“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战争之初,日本的领导者几乎没有做过持久战的战斗计划,不认为战争会持续一年以上。他们希望投入大量移动快速、火力强大、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部队,用闪电战术和恐怖扫荡策略,迫使中国政府投降,放弃抵抗,从而征服中国。他们坚信,中国的战争是短期战争,每一次胜利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更不会是一场消耗战。

然而,由于中国的顽强抵抗,将战争拖入持久战,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破灭。日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巨大的伤亡。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历时一年四个月。正面战场共毙伤俘日军25万余人,牵制日军70万人以上,我军伤亡超过104万人。日本官方著作也承认,在武汉作战期间,自8月6日至9日,仅106师团死伤少佐以上军官7人,“各联队的中、小队长伤亡约半数”。冈田支队的“步兵第39联队从庐州(合肥)出发时约2800人,但因伤亡和病员(主要是疟疾)陆续增加,至9月底已减少到800名以下”。伤亡惨重,可见一斑。

随着伤亡的增加,日军士气也迅速下降。进攻武汉的主力部队第11军辖下的“106师团的战斗力极度低落”。在富金山作战中,敌士兵被俘时,多向我军行跪拜礼节,对于皇军尊严及武士道精神,不复矜持,可想见敌士气之颓丧矣。在进攻武汉的过程中,据日方统计,日军“战死4506(内将校172)人”。虽然这个数字被缩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将校阵亡竟占总阵亡数目的3.8%的比例,却是近代战争史上所罕见的。

蒋介石在抗战两周年《告日本民众书》与《告友邦人士书》中宣称:“日本侵入我国领土,第一年进展1800公里,第二年只进展了310公里。”

1939年,汪精卫投敌后,日军发动湘赣作战,计划将第九战区军队消灭于赣湘北境地区。我军节节抵抗,诱敌深入,在长沙附近与敌人决战。在第九战区司令薛岳指挥下,中国军民破坏了战区内的道路桥梁,处处设伏,不断截击,使日军陷入被动挨打。9月30日,经过多次外围战斗后,日军对长沙发起最后攻击,随即主动撤兵,仅余少数部队掩护作战。10月14日,战场恢复战前状态,第一次长沙战役结束。此战又被称作“湘北大捷”。经此一战,国民政府认识到,日军攻击力已近极限。

实际上,自1938年底日本已没有力量“利用攻占汉口、广州之余势,努力解决事变”。相反,它被迫改变了“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的方针,代之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政策,“进行谍报工作与政治工作”。1939年后,日本在总战略上已经陷入被动境地。中国战场就像一块吸铁石,牢牢吸住了日军的主要力量。这直接影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败。

1939年,欧战全面爆发,第二年法国败降。1940年,德、意、日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德国妄图独霸欧洲,意大利妄想夺取非洲,而日本则图谋霸占亚洲。其各自目的一旦实现后,德、意两国将出击北非、红海,进入印度洋,与日本相呼应。日本则南进太平洋,出印度洋策应德、意。继而三国夹击大洋洲,会师澳大利亚,形成逼临美洲之势,最后与美国决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中国与苏联一道成为全球战略枢纽。德军为苏军所慑,希特勒无力攻击北非、东非;日军则在中国深陷泥潭,使其发动太平洋战争先天不足。如果苏联不能慑服德国,中国不能困住日本,德、意、日三国将实施第二步行动,决战将在美国发生,战争过程更加艰苦。

日本的既定国策是“南北并进”,既准备和苏联开战,又准备同美国开战。陆军主要以苏联为目标敌人,而海军则主要瞄准了美国。在漫长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困住了日本庞大的军力,使其无法从中国抽身,不得不两线作战,顾此失彼。

当时在日本参谋本部任职的荒尾兴功在回忆中写道:“‘中国事变’的解决只有两条路:或是以武力席卷重庆、成都,或是从中国本部撤军。”走前一条路日本“缺乏余力”,走后一条路又与日本陆军中央的氛围格格不入。

战争之初,日本原有17个陆军常备师团。“七七事变”之后,新扩编了7个师团,1938年又扩编10个师团,合计32个师团。顶峰时期,日军将90%的军力都投入到了中国战场。1943年是盟国战略反攻开始的一年。当时,日本共有70个陆军师团,投入中国战场者即达39个师团,占其陆军总数的55.7%,超过太平洋各岛及其东南亚各地日本侵略军之合。1944年以后由于战力的急剧衰退,日本只好大批征兵。1945年,日陆军扩编到168个师团,投入中国战场57个师团。

八年抗战中,仅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战役22次,重要战斗3117次,小战斗38931次。敌后战场,仅百团大战就发生了1800多次战斗。如此高频的抵抗,使日军在中国必须维持庞大的军队。1945年,日军投降前,中国战场包括东北关东军在内,仍有200万日军驻扎在中国。

尽管日本向中国投入了庞大的军队,但仍无法发挥规模优势,仿佛一把沙子撒入麦田。据日本官方统计,1940年底,华北9个师团及旅团,共25万人。兵力密度是每平方公里0.36人。以第12军为例,在每隔18公里的一个据点上驻有20人,一共分驻800多个据点。华中8个师团和两个旅团,共21.8万人,每平方公里0.91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编《华北治安战》:“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他大部分是‘匪’占地区。”在占领区,只有10%的区域属于其能控制的“治安区”。由于中国的持续抵抗,敌后游击与根据地的快速发展,日本对沦陷区的控制十分有限。这种“点线”式占领,无法达到“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目的,更不可能把其占领区变成更大军事冒险的战略基地。

至战争结束,中国战区共接受受降日军131.4万余人(不含70万关东军)。其中包括了驻台湾第10方面军17万人,以及驻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38军约3万人。共收缴日军武器:步枪77.6万多支、火炮1.5万余门、战车1.6万余辆、飞机1000余架、军舰船舶1400艘。

罗斯福在同他儿子谈话时说:“假如没有中国抗战,假如中国被打塌,你想一想会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马上可以打下澳大利亚,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击,在近东会师,吞并埃及,切断一切交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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