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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渤:不冒险,身上长不出新东西(2)

2015-08-03 10:02 作者:葛维樱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第30期
别人捧他“没有演不了的角色”,黄渤却不跟自己较劲。“我演巴顿将军肯定不行啊,没那个能量,拧巴着反而暴露不自信。”

我从没得到过别人的保证

黄渤的梦想本来是成为歌星。他初中得了唯一一张关于唱歌的奖状,是“龙城中学生歌手比赛”奖,这是他赖以生存的救命稻草。15岁他就挣到了一天15块钱,很快涨到了60块钱。他每天在歌厅唱到很晚,对于怎么用钥匙开门不发出声音有秘诀,“不能慢,诀窍在于先对好眼,拧的时候小心,但拧完了得猛开”。结果父亲在门后等着呢。黄渤偷偷唱了一个月,挣了2000块钱。“那时候我妈月工资300元。”他全换成零钞,往桌上一扔,斜眼看父母的反应。“谁的?”“我的。”“什么?”“工资啊。”他特高兴,但会假装,“没事,天上扔的”。

黄渤说自己做演员之前已经被生活“捶打”过了。正是歌厅盛行的年代,“也不是不缺钱,但没到交不起房租的地步”。直到现在他还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张学友、郭富城、王菲,他也为他们分别写过歌曲。“完全按照人家那个路子写的,一听就是王菲。”出去演出,长辈总说他:“玩玩就行了。男的,这哪是你一辈子的营生啊!”后来时间长了,就说:“你也该长大了,脑子该开窍了,怎么还瘀在那儿呢?”他还真瘀。“广州火就去广州,好像跟你没关系,北京文化中心啊,去了也跟你没关系。”他录小样送去唱片公司,人家说“好好好,回头再说我跟你联系”。一出门,他看见仓库里堆着各种碟,包括自己的。

影片《亲爱的》的工作照

影片《亲爱的》的工作照

 

他把日子比作冲马桶,“哗一天过去了”。22岁时他终于禁不住姐姐劝说,回青岛开了与韩国做贸易的钢材工厂。他第一次去买零件还在柜台里看,也不好意思问,后来一问销售,人家给带到仓库一看,“好家伙那么大”。聊钢材、聊价格的日子很快让他成了“黄总”,喝多了有司机给他扛回家。他买东西从不赊欠,也不设流动资金,“我这脑袋不好用,赶紧给钱”。1997年以后金融危机来了,黄渤说现在很多表演和那时候要债、躲债有关系。“别人等了好几个小时我假装不在,人刚一走我赶紧出来上厕所就给碰上了。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些东西,对黄渤是强刺激。

一个人存在得越彻底、越实际,就越会发现更多的喜剧因素。他发现底层人物身上有很多小机灵、小聪明。看别的歌手在歌厅被观众“哄下去”,那个歌手使劲硬着头皮讨好,观众都已经受不了了,喊着“下去吧!”骂什么的都有,结果歌手说“好,我下来”,只走了一阶台阶,又唱了一首。“唱四首才能领到工资啊!”

“东西南北中国四个地方的流氓怎么欺负人我都能学。”问他是不是被人欺负过,他摇着头说,“对苦难从理解、麻木、疼痛,到最后接受。我以前,天天在接受这些东西。一边受着,一边还得嘻嘻哈哈,还得笑。比如说我演出完了人家忽然不付钱,但是酒端上来,该喝还得喝,该叫大哥还得叫。”他觉得自己情商加强、潜能开发了。下意识记住了,演一个角色不需要太多想象。成名后有一段时间他参加活动老坐第一排正中,半年没出戏,再有活动就坐第三排了。黄渤说第一次住五星级酒店套房连马桶都想拍下来。

以前太苦太累了想歇一会儿,就会听到“歇什么歇呀”。出名以后他演一会儿就有人端过来凳子,说声:“黄老师休息一下吧!”长时间的磨炼,他的通情理大于了他的自我意识。很多年来他过的日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人给我保障。”这一场演出完了就得找下一场。现在投资业界对他的态度是:“能签赶紧签,他会越走越强,不用考虑商业回报,肯定非常好。”在主持人不够活跃的网络新片发布会上,他会主动但不过分地活跃气氛,给各种人递话,干根本不属于他的活儿,同场合比他年轻十几岁的小演员反倒端着架子。他的很多朋友对他来者不拒的性格有点不以为然,可是又喜欢他这一点,“老好人,黏糊,不会拒绝”。黄渤自己的话是“眼睛里揉得了沙子”。

宁浩说:“他有那种难得的真实。就是从里到外透着一种与生活、与现实特别相关的东西。”在《疯狂的石头》里他自己想了很多梗,比如让人踩肩膀上“哎你有脚气没有?”黄渤和宁浩的合作有点“处女座见处女座”惺惺相惜的意思。《疯狂的赛车》是宁浩完全按照自己认识的黄渤写的。“我们经历了差不多的东西,先接触港台,再接触欧美,然后经历了这样一个逐步开化的过程,所以从各个方面,心理结构、审美意识上比较相近,价值观比较类似。”

无名之徒

“小人物”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标签。他创造的,大多是凭空生长、没有依据的无名之徒。“我的大部分作品扣在时代上,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似曾相识,有存在感,没有危险感。小人物看跟谁比,这个社会有20%的人认为自己很不错,80%的人都有小人物心态。我喜欢这个中低层的基座,我也离这个群体最近。”养牛的浪人,顽劣的光棍,想发财的小坏蛋,都不是社会的阳面。他喜欢用上百种演法,诠释权力中心以外的人,不再是司空见惯的鸡零狗碎,被他赋予了欢快、惊愕和自由。“碰上的导演也是处在最有创作欲望的时候,施虐和受虐碰上了。”这一点导演们都抓到了,黄渤并不是无所畏惧的人。

“我有型吗?观众知道你是谁啊?”他很怀疑各种号称“量身打造”的剧本,“量的是什么身?”“但男一号谁不想演?”他说自己前几年可以“用努力或者贪婪”来形容。机会很重要,他希望更多人看到自己。“想不想出名?想。也没那么如鱼得水,就演了一些同类角色,因为我真是需要。可是剧本我实在看不下去的,也不能演。就是我可以时不时踩那根底线,但我不能跳进去。”

“疯狂”过后他依然继续和小众又意气相投的管虎合作。“跟村民住在一块体验生活,至少一个月以上。讨论剧本更久。”《斗牛》是一个山村故事,跟《杀生》一样,都是“个人剧”,基本戏就落在他一个人身上。每天得从山底到山头,大概景山那么高,跑三四十趟,鞋子穿坏几十双。那个造型已经脏出他的极限,天天跟牛一起演戏,一个镜头拍几十上百遍。村民蹲着看他们拍戏,蹲到晚上九十点,走了,早上六七点起来一看还在那儿拍呢。演之前他就憋着劲儿对管虎说:“你别说我不行,我从没给你掉过链子。”后来变成:“导演你就说能得奥斯卡我也不演了!”《斗牛》超出了黄渤体力的极限,每天坐面包车回住处,看着“线条往后飞,告诉自己,任何戏都有结束的一天”。直到有一天欢呼封镜,黄渤又坐在面包车上,哭了。“原来真的什么都能过去啊!”

《斗牛》为黄渤赢得金马奖。《泰囧》大卖时他接受采访,当时刚与“破亿”票房画等号,被称为“黄渤迎来了黄金时代”,但是他说“前几年的《斗牛》、《杀生》才是我的黄金时代”。他说想着去台湾“吃点小吃”,颁奖前一天晚上瞬间想了一下“要不要准备获奖感言?转念觉得黄渤你有点过吧”。

只有一次他演完戏回家突然对着镜子觉得“哥们儿可以呀”,然后立马就意识到“完了”,他根本不怎么照镜子。精神成熟使他很爱拿相貌做调味料,他的“幽默”姿态完整。“陈坤一转身观众就有好感了,我就得演十几二十分钟才行,能不卖力气吗?”但他后来也说,“找陈坤的可能转身去找黄晓明,但是找我的,绝对不会去找他们。”他希望自己技术剥离干净以后还能分出层次。“半瓶子乱晃的时候最幸福,说明你有上升空间呀!”黄渤知道观众挺过瘾,但自己离“满”远着呢。黄渤的大部分作品中,有两个重要因素从未改变,一是时代政治背景有意被淡化成单纯的叙事背景,二是人物的私人化生存占据故事的绝对空间。

喜剧演员很多都锋利敏感,得适应台上台下两种完全不同的自我,黄渤倒觉得自己“混沌”着,不是内心特别充足强大的人。“人都得傻一点,不切实际一点,才能乐此不疲、不够劲儿地往前走。”他开始“什么不行干什么,主持金马奖,拍微电影,出单曲,排话剧”。孟京辉骗他说话剧《活着》就是端杯茶,安静地思考人生,结果他得场场大体力演三个半小时没有中场休息,成就了一个又“侉”又奇异而轻盈的福贵。“不冒险,身上长不出新东西。”管虎惊讶于他的成长。“票房数字在某个阶段来看会让你兴奋,但真正留下来的一定不是数字。”

陈可辛在看《活着》的时候发现黄渤喜剧后面的“悲”。他让黄渤不要把《亲爱的》里失去孩子的父亲演成“苦情戏”。电影一出,再也没有人问黄渤“会不会怕观众笑出来”之类的问题。黄渤设计了孩子“吃桃子过敏”的细节,片头由他讲出,片尾赵薇再说一次。陈可辛第一次看就哭了,给剪成了预告片。据说他在片场一点也笑不出来,为了找感觉,把孩子的名字换成自己孩子的叫。但黄渤自己觉得没演好,愧对陈可辛。“萝卜是不是糠心只有自己知道。”直到后来针对拐卖儿童的法律法规做出改动,他才觉得心里好受了点。

戏是他轧戏最凶的时候20多天赶出来的,他已经知道怎么演能达到及格线。“我永远感受不了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刺扎在骨头里,我的扎在嗓子眼。”他说,做加法是一个偷懒的事,把以前演底层的经验都用上,可是内心知道还能更好。问他怎么更好,是不是觉得赵薇哭戏演得好,他说哭很难,笑更难。如果自己能再和那些家庭相处一段时间,想看看他们怎么笑——“那种假装没事、故作坚强、不让别人看出来难受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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