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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阅读:让灵魂自由

2015-07-30 15:34 作者:李伟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5年第31期
杂志也好,书也好,我们深信很多人仍旧迷恋阅读。那么,选择一个舒服的姿势,开始吧。

一个遥远的暑假,我用手掌推门的时候,玻璃碎了,手掌划破了一个大口子,鲜血淋漓。我被送到医院,惨叫中缝了五六针。至今我的手掌上仍留有一道清晰的疤痕,如同一条弯弯曲曲的蚯蚓。

这次小事故改变了我的生活。那时我大概十一二岁,每个暑假都和小伙伴们踢野球、游泳,捕蜻蜓,或是骑自行车飞快穿行在大街小巷。但那个假期大部分时间,我都要把右手臂吊在胸前,裹着厚厚的纱布,能做的只有读书。也就是在那个夏天,我开始杂七杂八地读了几本书。印象最深的,则是坐在老宅的枣树下,看完了上下册的《红楼梦》。

工作以后,我认识了一位熟读“红楼”的朋友,她不仅能将一百二十回的回目默写下来,还能背诵里面所有的诗文。而我当年看到那些诗文都是迅速绕开,避之唯恐不及。但让我念念不忘的,其实是第五十三回“庄头”乌进孝给贾珍送上的年货单。里面记录了“大鹿”、“獐子”、“狍子”、“暹猪”、“龙猪”等林林总总的年货,仅“羊”就有“汤羊”、“野羊”、“青羊”、“家汤羊”、“家风羊”五种。这个细节激发起了我“博物学”的一点兴趣。就像每人眼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每个人也自有一个《红楼梦》的读法。

阅读,对很多人来说从小就开始了,并由此伴随一生。若是展开回忆,大都会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曾记述女儿钱瑗两岁时读《看图识字》的情景。这本书最开始是钱瑗的姨妈给自己4岁女儿读的,杨绛便给钱瑗也买了一套。女儿很聪明,拿起来念出了很多字。但杨绛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钱瑗竟然是倒着阅读那本书的。原来姨妈坐在桌子旁给自己女儿讲书时,钱瑗恰好坐在桌子对面旁听,所以她认的字是“倒字”。

《我们仨》记录了一个学者家庭起伏跌宕的命运。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书中无处不在的阅读氛围,以及阅读带来的美感与富足。

杨绛先生写自己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读书——“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我们可以占据一个桌子。架子上的书,我可以自己取。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环境非常清静。我为自己定下课程表,一本一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锺书把假期的全部时间投入读书。大学图书馆的经典以18世纪为界,馆内所藏经典作品,限于18世纪和18世纪以前。19、20世纪的经典和通俗书籍,只可能到市图书馆借阅。那里藏书丰富,借阅限两星期内归还。我们往往不到两星期就要跑一趟市图书馆。我们还有家里带出来的中国经典以及诗、词、诗话等书,也有朋友间借阅或寄赠的书,书店也容许站在书架前任意阅读,反正不愁无书。”

晚年,他们搬到三里河寓所。“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我们工作之余,就在附近各处‘探险’,或在院子里来回散步。”这种与世无争的读书生活,恬淡安详,令人心生向往。

自从有了文字,人类便开始了阅读的历史,但属于大众阅读的历史则晚得多。出版家俞晓群认为,15世纪中叶,也就是德国人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机后,欧洲才出现了真正的大众阅读。

在《阅读的前生今世》一文中,俞晓群对这项发明的意义做了概括:“其一,它推动了欧洲教育普及的发展,使民众的识字率迅速提高。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由中世纪近乎全民文盲,发展到50%的男性识字。其二,它创造了‘作者’的概念。此前欧洲从事写作的人,大多是抄写员、汇编者和评注者。直到活字印刷机诞生,使蒙田一些人,开始书写个人的历史与感受。他们赞美个人的历史,而不是公众的历史;他们赞美自己的特立独行,甚至怪癖和偏见;他们正是近现代作家的先行者。其三,从那时开始,现代意义上的阅读诞生了。”

阅读不仅改变了时代发展进程,也重塑了个人的精神世界。就像大众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说的——“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通过阅读,每个人不仅得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获得了自由的思想与自省,使人们最终能够走出中世纪的精神禁锢。这也就形成了所谓的“个体的现代意识”。

什么是阅读?阅读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最精彩的解释仍旧来自于波兹曼。他在上世纪80年代写道:“自从有了印刷的书籍之后,一种传统开始了:孤立的读者和他自己的眼睛。口腔无需再发声音,读者及其反应跟社会环境脱离开来,读者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从16世纪至今,大多数读者对于别人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他们不在旁边;若不行,请他们保持安静。整个阅读的过程,作者和读者仿佛达成共谋,对抗社会参与和社会意识。简而言之,阅读成为反社会的行为。”

在波兹曼看来,阅读的本质是一种孤独的行为,读者回到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不再受社会信条所约束,因而也更接近灵魂自由的状态。这也就是波兹曼所说的,阅读是一种“反社会行为”。它不该是人云亦云的,不是万众瞩目的,而是私属的、特立独行的。因而,阅读也使自由主义成为一种正常行为。

如果不以实用为目的,我们为什么还需要阅读?于我而言,其魅力就在于这种灵魂的自由感。我常常怀念大学最后一学期的日子。工作已经找好,毕业论文可以慢慢地写,一个月的实习工资足够在学校生活半年。我和一名同学在校外租了一间房,室友专心读英语,申请国外大学,而我则躲清静,可以随心所欲地读书,不必担心每天晚上22点半宿舍熄灯。我喜欢在春天的傍晚,倚靠在阳台上,慢慢地翻着书页,直到光线渐渐模糊。轻柔的晚风带来隔壁酱油厂微醺的味道。那是我生命中感到最富足的一段时光。

书里面有远方的人和事,有不曾看过的风景,有石破天惊的思想,也有润物无声的抚慰。读而有感,有悟,有发现,有共鸣。这又会让人想读更多,知道更多,想看到更远的地方和时代。阅读能使人们突破个体的局限与社会束缚,去接近自由。

1844年,随着人类第一封电报的发出,电子媒体诞生了。它是“第一个使信息传播速度超过人体速度的媒介”,同时它也宣告了纸质书一统天下局面的结束。接下来的故事,我们都是亲历者。广播、电视、互联网轮番登场,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与此同时,阅读的地位开始下降。尤其是完整而深入的阅读,逐渐受到削弱,甚至变得稀缺。

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兴起,智能手机的屏幕越来越多地主宰人们的视线。微信、微博、APP、综艺节目、社交网络,每天裹挟着大量信息席卷而来,使阅读变得越来越嘈杂和碎片化。“快速”、“简易”、“直接”、“无限复制”,是“新媒体”阅读的特征。我们乐此不疲地挖掘、传播、分享这些碎片,并沉醉于被转发、被评论所带来的成就感中。这是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阅读无处不在,但又缺乏生命力。于是,我们看到了宫崎骏影像中疲惫不堪的无面人——无论怎么吃,都依旧饥饿。

我们距离那种灵魂自由感是更近,还是越来越远?

一些文化学者认为,社会正在进入所谓的“技术垄断”时代,其实这些所谓的“需求”并不是我们自发产生的,而是资本为了自身无限增值而借助技术“开发”出来的。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文化庸俗化”——即“所有能够导向‘快速’、‘简易’、‘无限复制’等等我们现在还在不时讴歌的技术,其实都是以将文化庸俗化为己任的”。

这样的抨击,让我想起波兹曼对电视的嘲笑——“我们可以将电视静音,借着它的光亮读书;我们可以把电视机壳做得更坚固些,在上面堆放图书;我们可以把书录入电视,在屏幕上读书。”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如他所愿,将电视抛弃。

如果以宽容的心态看,新技术导致信息泛滥的同时,也冲破了人为设置的壁垒,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信息的自由与知情权,使交流更加平等和多元化。

尽管电子媒体擅长用悚人的标题、独断的词汇霸占人们的视野,我们亦无法改变嘈杂、琐碎的信息环境。但我们仍旧愿意倡导深入而有价值的阅读。尤其在夏日假期之中,可以通过系统的阅读,静静思考那些永恒的问题。因此,我们放弃了传统分类方法,提出了五个话题范畴——智慧、身体、成长、行走和食物。围绕这些话题,我们想慢慢地读些东西。在阅读中寻找思想,剖析欲望,认识自身,眺望远方,体验美味。这不是一份学者们开出的必读书单,也不是一份最新书目简介,而更接近于分享阅读带来的生命体验。尽管阅读是一件私事,但并不妨碍我们拿出来交流与讨论,并获得心灵的满足与快乐。

杂志也好,书也好,我们深信很多人仍旧迷恋阅读。那么,选择一个舒服的姿势,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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